在美國政府對花旗銀行進行第三次輸血後，這家有近二百年歷史的金融帝國，已經在實質上被接管；「國營化」將會帶給這家近代資本主義象徵的跨國企業什麼改變？所有人都在觀察，這個可能改變歷史的事件將會如何發展。
美國財政部在二月底對花旗集團（Citigroup）進行第三次的緊急輸血，放棄特別股所有的股息，將二五○億美元的特別股全數轉換為普通股，成為花旗集團持股三六％、最大的單一股東。
美國政府變跨國銀行老闆
消息發布後，花旗集團股價重挫，即使財政部宣布的轉換價格是每股三．二五美元，花旗股東仍然跳樓大拍賣，毫不眷戀地把股價殺到剩下不到一美元！
每股一美元，代表花旗經營兩百年的股東價值化為烏有，也代表著市場已經相信，不論有無形式上的宣布，花旗銀行實際上已經「國有化」了。
這家擁有一九六年悠久歷史、作為美國金融典範的金融帝國，二○○八年大幅虧損近三百億美元；在接受美國政府四五○億美元的緊急資金、同時由政府保證高達三千億美元的放款與信用後，還是無法自力經營，終於將經營權讓給了美國政府。
「國有化」的具體意義是什麼？最極端的印象，就是當年蘇聯民眾在大風雪裡排隊，手持著食物券搶買麵包的畫面；或者是二十年前的上海弄堂，三個家庭擠在一間狹窄又陳舊、沒有廁所的小屋裡面。
當然，這是社會主義留給我們的回憶，並不代表著全部；社會主義也有舒緩、人性化的另一面，例如北歐國家抽取超過六成的所得稅，但是從出生到死亡一路照顧人民毫不懈怠；或者，像法國那種包括銀行、郵局大都屬於國有，員工不僅享有優渥的薪資與福利，每年八、九月還有一整個月的假期可放。
不要說國外，就是在台灣，國營的郵匯局、台灣銀行、土地銀行等也都是現成的「國有化」例子，與民營的銀行相比，國有銀行創新能力低、員工薪資低、行員平均年齡高、整個組織運作緩慢。整體來說，國營與私人銀行，就是親切的歐巴桑，與笑臉迎人的年輕小姐的對比。
花旗銀行在台灣及亞洲，一向是服務領先的標竿，有著最頂尖的客戶群、最光鮮亮麗的行員，以及最明亮的服務據點；帶給客戶的印象，不只是高端服務，而且是跨國無遠弗屆的金融服務。花旗銀行標榜「日不落的花旗」（ Citi Never Sleeps），任何時候、任何地點都可以獲得他們最佳的服務。幾十年來，花旗都以最高的薪水，聘請最優秀的人才，提供最尖端的金融服務。
這樣的機構，與「國有銀行」根本是地球的兩端，花旗銀行國有化到底會是什麼樣貌，完全無法想像。
當股東會坐滿各國高官
在香港工作的花旗銀行副總裁張維寧（化名）告訴《今周刊》記者，他們內部認為，國有化是無法避免的結局，不論實質上是否成為國家的機構。在美國財政部這次大幅將特別股轉換成普通股，成為花旗集團持股三六％、單一最大股東之後，花旗未來的任何一個決策，都已經無法逃避國家的監管。
「最好的發展，」張維寧說：「恐怕是十年以後，財政部可以將花旗的持股以每股十元以上的價格出售，並且退出花旗股東會。」「未來十年受到美國政府監管，是個合理的估計。」
美國財政部在這次特別股轉換之後，將會取得花旗集團二分之一以上的董事席次。看看目前花旗銀行的股東成分，除了美國財政部之外，第二大股東阿拉伯王子阿拉瓦迪，以及去年才以六十八億美元巨資進入花旗集團的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ＧＩＣ，加上阿布達比投資公司、Global Research等基金公司，花旗集團的主要股東，已經與一年前完全不同。
之前，花旗股東極為分散、由專業經理人決定公司的重大政策，未來則將由美國財政部與新加坡政府基金這少數幾個國家機構來主導。
「國有化是緩慢而痛苦的過程。」張維寧認為，短期內即將會見到的就是減薪。
節省開支 連金雞母都得賣
張維寧十五年前從美國頂尖的商學院畢業，陸續在新加坡、台灣、香港與上海等地方服務。前年的年薪加上獎金高達七十萬美元，去年因為獎金泡湯，年收入大減。
但是，張維寧已經有連底薪都必須要打折的心理準備，時間應該就在今年股東大會結束、董事會全面改選之後。企業瘦身的第一步，就是裁員與減薪。
花旗要削減的，不只是員工的薪水，還包括轉投資的子公司、公司專機，以及紐約大都會棒球隊新主場的冠名權。
今年元月，花旗把旗下的證券公司（投資銀行）Smith Barney賣給了摩根士丹利，雖然說是共組合資公司，但是花旗讓出經營權。
Smith Barney過去的營運績效優異，歷經花旗銀行與旅行家集團的合併，仍然擁有一片獨立運作的空間，每年也帶給花旗相當不錯的獲利。而且，Smith Barney的財富管理業務，對於花旗集團來說也有顯著的戰略與實質上的利益。然而，在不斷緊縮的營運壓力下，花旗還是忍痛把這個金雞母給賣掉了。
公司專機則是金融海嘯下萬人注目的另一焦點議題。三大汽車廠執行長搭乘專機到國會山莊要錢、遭到國會議員嚴厲指責的畫面，成為金融海嘯的經典代表；花旗集團也同樣遭到媒體滴水不漏的監督。原本兩年前就規畫的公司專機汰換計畫，預算金額為五千萬美元，如今在政府挹注大量納稅人稅金後，這個專機更新的計畫也已停擺。將來花旗的高層主管只得如一般人那樣，拎著行李在機場跑得滿身大汗，擠在經濟艙的小座位裡不敢發出怨言。
花旗原已在○六年簽約，以每年兩千萬美元、連續二十年總共四億美元的巨額資金，贊助紐約大都會棒球隊，取得大都會新建主球場的冠名權，而今也必須喊停。只是合約白紙黑字，要退出還得面臨巨額的賠償金。
大公司的執行長們最喜歡宣稱，要為客戶、股東與員工「創造最大的利益」；然而，花旗集團經過John Reed、Sandy Weil、Charles Prince到現任的Vikram Pandit幾位高手努力經營的結果，卻走到股價一美元、董事會坐滿了政府官員、員工薪水即將腰斬且未來都不會調漲、轉投資公司被迫出售的死胡同。
這家原本是「永不沉睡」（Never Sleeps）的日不落金融帝國，被認為是「巨大難倒」（too big to fall）；而今，卻因「問題太大」，而讓股東、員工，與客戶「夜不成眠」（Can't Sleep）。
資本主義的罪惡，最壞也不過如此。
（作者為紐約大學金融碩士，曾任金控副總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