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瑞仁用三張薄紙抵債四十億？

在一九九五年轟動一時的楊瑞仁案，主角楊瑞仁十二月十日出獄。而當人還在獄中，楊瑞仁就已經簽下還債計畫書，表示要還國票金四十億元。國票金發言人蔡德夆手裡拿著薄薄三張計畫書說：「能還多少錢？我們沒有任何期待。」

不過，對於楊瑞仁「轟轟烈烈」的出獄，許多人聞之恐怕是感觸良多；當初楊瑞仁一案不僅是當年度國內資本市場的頭條新聞，甚至許多人的人生都因為楊瑞仁，而有了天翻地覆的改變。其中影響最大，就是後來因為博達案黯然下台的前國票金董事長林華德。
 

追回欠款 國票金不表信心

案發時，林華德只是台大經濟系教授，雖然當過經建會的諮詢委員、櫃買中心的董事等，但尚未有擔任金融機構負責人的經驗。他銜命接下國票這個爛攤子之後，在財政部（當時主管機關）全力相挺下，進行一連串的減、增資計畫，把國票從加護病房救了回來，他「金融界艾科卡」的名號，就是在此戰役打下。

但根據國票內部經歷楊案的資深員工表示，當初如沒有財政部力挺，「國票不可能挺得過來」；嚴格說來，財政部才是調度大將軍，林華德只是執行者。

不過，因為楊瑞仁一案，才讓林華德有機會為個人攢下好名聲，是不爭事實。但他顯然沒有好好珍惜這得來不易的盛名，在二○○五年六月，他因個人誠信問題被金管會解任，黯然離開他待了整整十年、將個人生涯推向高峰、再重重摔下的國票。

如今，出獄前，楊瑞仁大動作簽下償債計畫，承諾八年內要還清四十億元，他辦得到嗎？

對絕大多數人而言，四十億元是幾輩子都賺不到的數字；儘管楊瑞仁的償債計畫書裡白紙黑字寫著：二○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要償還國票公司十億元；隔年（二○一四年）底要再償還十億元，到二○一六年底則要一口氣還清剩餘的二十億元，總計四十億元的債務全部還清。

此外，所有債務（一○二．二億元）並以年利率五％計息。等於在四十億元之外，楊瑞仁每年還要還給國票五．一一億元的利息費用，金額龐大，難怪國票要對這個償債計畫書，「不抱期待」。

對國票這家三十一年歷史的公司而言，十三年前楊瑞仁利用內控上的大漏洞，偽造商業本票，捲走一○二．二億元；而國票當時的股本僅一百五十多億元，被這一拳打得快抬不起頭來，身為楊瑞仁頂頭上司的蔡德夆形容當時的國票，「幾乎要活不下去」。

不過，中間還有一段插曲，當時楊瑞仁雖是國票員工，但他製作公司假印章、假造商業本票賣給台銀，騙取台銀的款項；按理說真正的受害人應當是台銀，不是國票。但後來經過協商之後，決定由國票替楊瑞仁賠給台銀損失，最大受害人才由台銀轉成了國票。只是在當時時空背景下，關於國票的股東權益，並沒有引起太多的爭議。

但國票衰運還不止這樣，截至目前為止，受害人國票除了手上薄薄的三張Ａ４紙的還款承諾，已經追回的贓款部分，原本還包括上市鋼鐵公司高興昌的股票三五％，以及些許的土地不動產、現金等，總是聊勝於無。

但其中最有價值的高興昌股票，因金融風暴股價剩下不到五元，以三五％股權的市值換算只有七億餘元。而且國票第三季季報已把這批股票入帳，列在「備供出售金融資產——上市櫃公司股票」項下；但當時入帳成本還有十二．七一億元，國票金第四季的財報恐怕還要為股價下跌，提列損失。

但根據規定，國票金追回的這些高興昌股票，必須在四年內全數處分，否則按照國票如今持有的股權，應該有足夠實力角逐高興昌的經營權。

不過，無論討回多少股票，簽下多少還債的計畫書，就算用最樂觀的預期估計，國票討回的款項，最多不會超過六十億元（如果楊瑞仁四十億元全數償還的話），比起超過百億元的損失，仍是傷勢慘重。
 

改變了國內金融市場生態

尤其當時除了股票有集保之外，許多金融商品例如票券、衍生性金融商品等都沒有具名集保的制度，只能從資金流向間接證實，導致許多贓款無從追討。也因為國票如此重傷，才引發後續一連串積極的改革。

除了國票自己公司內部迅速將內控制度建立、懲處包括當時中央銀行金檢局局長在內的失職人員；楊案發生後兩年，一九九七年四月，《洗錢防治法》正式上路；從此以後，大額資金的交割、提領都被納入「釘梢」的範圍內，避免類似楊案重演。

而直到○三年，票券集保公司總算經過冗長的研議程序之後成立，從此票券納入集保制度，金融秩序的建立，等於跨入另一個階段。但與其說這是楊瑞仁「罪犯的貢獻」，不如說這是市場自發性力量的補救重整。

十三年過去，人事更迭，國票金已易手多次，由德安集團黃春發取得主導權。而如今除了國票金的財報上「備供出售金融資產」一欄上，還記載著追回贓物價值，以及薄薄幾張償債計畫之外，表面上，國票與楊瑞仁之間，幾乎已經不再有太大關係；但是骨子裡，國票金仍然在為自己當年控不當所造成傷害，療傷止痛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