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從歷史的高度來審視陳雲林訪台與目前兩岸發展，很難想像台北街頭沒有任何抗議。如何在此事件中讓台灣的民主更進步，而且確保和平發展、經濟成長，這是朝野政客都缺乏的企圖心。但對於力爭上游的台灣公民社會，卻是責無旁貸的責任。
二○○八年對台灣與中國來說，都是充滿激情的一年。中國海協會會長陳雲林的台灣之行，目前充滿各種不確定，不到十一月三日難以推測，到底故事將怎樣發生，是喜劇還是悲劇，是歷史還是鬧劇，沒一個準頭；各種可能，加上各種變數，歷史總在最後一刻才會給答案。
海協會會長訪台，其實是個被推遲已久的計畫。九八年，當時辜汪在上海會面後，就訂下隔年汪道涵回訪台灣的計畫。
從九九年元月開始，兩岸之間就不斷協商汪道涵到台灣的日子，從三月延到五月、從五月推遲到十月；李登輝總統發覺對方可能利用十月來訪，做出「台灣是中國神聖不可分割領土」的宣告時，就在七月藉著「德國之聲」專訪的機會，宣告台灣與中國是「特殊國與國關係」；當然，此舉使得汪道涵來台破局，而海基、海協兩會也自此送進冷凍庫。
○八年歷史大戲 兩岸三黨關係錯綜複雜
推遲了九年，曾任職中國國台辦主任的陳雲林，在歷史的新時空，意外成了汪道涵的替代者。他在中共政治圈中，原本是個「退休」的角色，政治實力不如當年的汪道涵，但這齣歷史大戲卻落在他身上。陳雲林很可能在訪台之旅結束後，就「功成身退」了；事實上，當海協會做為事務性協商角色的歷史性任務結束之後，兩岸之間必然走向更加清楚的「政府與政府」關係。這兩個國共冷戰時代產物，也差不多到了「用後即丟」的時候了。
這是一頁歷史，一個遲來的故事，可是由於人事皆非，已不可能再如一九九九年當時，兩會的台灣之約那麼樣具有開創新時代的意義。
二○○八年的時空是荒謬的，原來是敵對的兩個政黨，卻在自欺欺人的「一個中國原則」之下，形成了「國共平台」；而原屬台灣的兩個政黨，卻因民主選舉的恩怨，搞得「互不相認」。原來是「敵我矛盾」的，卻進入了「內部矛盾」；而原來應是「內部矛盾」的，卻僵成了「敵我矛盾」。這種奇異歷史錯亂真不只是「三國演義」而已。
更怪異的是，當民進黨處心積慮地想讓國民黨難看時，其所作所為，卻造就了國民黨相對有利的談判狀態，去面對滑頭的共產黨。民進黨的手段愈辛辣，國民黨能夠從中獲得的自由度就愈大。更加有意思的是，當共產黨決定排除萬難，一定要讓陳雲林訪台時，政治上最大的獲利者居然是民進黨。○八年國會與總統選戰被雙殺的民進黨，一直苦無出路，加上陳水扁弊案一再牽制，更使民進黨倒地不起；可是，當陳雲林台灣之行公告之後，民進黨馬上元氣大振，甚至還能連續街頭運動。共產黨對民進黨來說，真是「惠我良多」。
當然，國民黨得利於民進黨的激進，可以對共產黨提出各種原來說不出口的要求。共產黨一方面利用國民黨的「軟弱」，也利用民進黨的「好鬥」，對台灣進行分化統戰，掩藏著共產黨企圖不戰而屈台灣的意圖。這麼錯合的相互關聯，對於兩岸的終局處理，其實沒有太大的幫助，因為這些鉤心鬥角都是權謀，缺乏民主、人權、自由、法制的要素，淪為權力遊戲的雜耍。
台南推擠事件 凸顯個別政客的政治手段
在這個事件中，民進黨本來可以讓自己脫胎換骨的，可是卻因為個別政客太便宜行事，想藉「共產黨犯台」這樣的概念，兌現自己的政治資本，結果自失立場，惹人反感。發生在台南的推擠事件，民進黨原本可以一方面對張銘清個人表達歉意，一方面告訴張銘清，這不過是讓他體會一下，中國大陸人權分子受壓迫的痛苦感受，畢竟今日的中國，公安對付人權分子的手段更加殘暴；如果張銘清有深刻感受，他應該勸他的黨，「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可惜，民進黨的政客平常並不怎麼關心中國的民主運動及人權問題，以致無法在張銘清事件中凸顯正義高度。
未來陳雲林到台灣，民進黨的街頭行動會形成「如影隨形」的游擊戰。雖然，台灣的警政單位，自認為有能力防堵民進黨群眾的攻勢，也準備用局部戒備的優勢警力來保護他們的客人。可是，除非透過國民黨與民進黨的政治協商，否則民進黨的「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城市游擊戰，一定會搞到國民黨灰頭土臉。
從一個歷史的高度來審視目前兩岸發展現況，實在很難想像陳雲林訪台，台北街頭沒人埋鍋造飯抗議到底。台灣是民主化社會中，仍在學習如何鞏固民主成果的國家，不可能沒有街頭示威。可是，如何在此一事件中，讓台灣的民主更進步，自由更鞏固；而且確保和平發展、經濟成長；既要主權更要保障人權；不但關懷台灣，也對中國的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的前景提出見解；這是朝野政客都缺乏的企圖心。可是對於力爭上游的台灣公民社會，卻是責無旁貸的責任。
泰戈爾的詩：「我不能選擇最好的，是最好的選擇我。」台灣做為國際孤兒，無法選擇自己的命運，更談不上有挑選「最好的」的機會，可是三十年來，台灣人都被「最好的」時代挑中，歷史不斷的給台灣人民機會，讓他們看清楚許多政客的野心及嘴臉。
（作者為知名時事評論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