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 SARS 是否完全受控，飽受疫情摧殘的兩岸三地都有回歸正常生活的呼籲。一則，經濟的理由必須消費救市；再則，似乎只要出現「正常」的購物人潮、「正常」的上館子人群，世界衛生組織就會盡快撤銷疫區標籤。回歸正常生活，在人們心裡，顯然比感染人數趨零更為關鍵。
譬如在香港，高官尤其積極，蘭桂坊酒吧區帶頭喝啤酒。淘大花園商場內的酒樓，從母親節開始就討個好彩頭，多日座無虛席。人們逛街看電影吃吃喝喝，努力證實已經在過「正常」生活。
另一方面，有些展覽場地，正在蒐集抗疫生活的實物：折疊的紙鶴、小朋友的蠟筆畫等等。關鍵在於：人們選擇記取還是迅速忘卻？以香港做例子，淘大花園其實是最適當的感懷地點。那裡每一位活下來的人都飽受隔離之苦、歧視之眼，以及親人或是街坊罹難之慘況，是不是應該有一塊花圃、一環噴水池、一柱紀念碑，甚至一處醫學研究室……，供人追憶這段值得紀念的日子。
當然，也要顧及居民的立場。那麼，不在淘大，建在別處也好。重要的是有個地點收藏當時的心情紀事。
總是心情紀事才最動人心弦。
疫症流行到高點，走進去香港醫學博物館。百多年前的鼠疫，與那間博物館的來歷大有關係。
每間展覽室走過，牆上幾張黑白相片卻讓人驚心。紮辮子的四位苦力，正在動手搬運馱車上的棺木。短褲裡裸露出小腿，光著腳，腳丫平鋪在地下。他們表情木然，可是啊，一句話不用說，悽愴感就這麼照眼而來。
牆上的鏡框裡展示當年的信函。 一八九四年五月八日，婁遜（ Dr. J.A.Lowson)醫生在香港發現首宗鼠疫。 十日後，港督羅便臣（ Sr William Robinson ）親筆寫回去倫敦的信，筆跡很工整，細看有一點顫動，傳遞著如許的不安：「過去三個月這可怕的病在廣東爆發，……無疑地，現在從廣東傳來香港……。」
百年能有幾多時？原來他們跟今天 SARS 下的人們一樣驚悸。能夠體會他們的心情，今天的我們也不再覺得孤單無依。
日後，在我們台灣，要怎麼記憶 SARS 的始末？譬如以和平醫院為例，是否該有一面牆，翔實寫下血淚交織的事蹟；還有封院的日誌、隔離時的家書，目前散置在哪裡？
即以罹難的醫護來講，他們的敬業，以及勇氣，怎麼樣讓人永誌不忘？牌位放在忠烈祠，只是尊崇方式的一種。
或者華人集體記憶的折磨太多，苦怕了。我們刻意不去掀開瘡疤。華人的心態總像殘存者，活下去是最重要的，卻省略掉從災難中沉澱的過程。有時候，為了快點回歸正常生活，甚至趕緊湮滅傷懷的紀錄。入祀忠烈祠，讓醫護與過去的英靈並列，其實，也是與日常生活拉開距離的方式。
SARS 之後，經濟活動回歸常規，這裡面有眾志成城的期待。 但是人們睹物思人，對當時真實的情感有所體會，然後反省、謙卑、改正……的過程自然發生。這才是疾病給人類的啟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