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醫院爆發 SARS 集體感染，像一帖催化劑，催發了社會的集體恐慌意識。此時，最需要的是堅定的信念，在被病毒入侵之前，先不要被自己的懼怕和他人的流言擊倒。
四月二十四日傍晚接近五點時分，四輛救護車突然開進和平醫院側門被封鎖的馬路上，從車上迅速走出一群醫護人員，面容冷靜，提著大包小包行李魚貫進入和平醫院──這間醫院前一天被政府宣布關院，原因是爆發 SARS 集體感染｜｜他們是來自台北市立忠孝、仁愛、陽明、中興醫院的九位醫生和二十位護理人員，即將進入 SARS 感染源頭，協助救治院內病患。團隊中的一員，仁愛醫院外科醫師詹國慶表示，早上才知道這個徵召計畫，他說：「我是志願來這裡的。」
SARS蔓延──全台爆發「不可思議」惶恐
相較於其他的壞消息，這是災難中難得一見的好事。事實上，和平醫院爆發集體感染，像是一帖催化劑，催發了社會的集體恐慌意識，在媒體的渲染下，台灣被誇張為「疫情失控」，相較於疫情遠遠嚴重超過台灣的新加坡、香港、中國大陸，此間的惶恐令人覺得不可思議。
住在和平醫院附近的居民拿著自製的消毒筒噴灑牆壁；與和平醫院護士會面的當兵男友在軍營中被隔離，同梯的九十位阿兵哥也被政戰人員密切監視；南部有間醫院想要開設 SARS 門診，遭到鄰里激烈抗議；曾替中鼎大樓全棟消毒的頂響公司業務量暴增，華新金融大樓甚至要求每星期固定消毒；許多公司頒布新規定，進出公司必須量耳溫和洗手；十所學校立刻決定部分停課，超過一萬名以上的學生受到影響；周休二日，搭捷運站出遊的人寥寥可數。
社會的不安只能算是這波疫潮中的暗流，台灣若被世界衛生組織列為「建議不宜前往」的疫區，後果將難以設想。追究災難發生的責任，台灣大學公衛學院醫療機構管理研究所副教授蘇喜表示，和平醫院確有疏失，部分醫護人員自病毒最前線撤守，警覺性又不夠，不但讓被隔離者跑出院外，照顧 SARS 的醫護人員也不懂得保護自己。
然而，被指責者卻也最值得同情，和平醫院內的被隔離者是這場災難中最恐慌的一群。
和平醫院在毫無預警下強制隔離，有人生氣大罵，有人偷偷溜出封鎖線，有人以床單為布條抗議，有人在視訊螢幕上與在外的家人相對啜泣，還有人精神崩潰而上吊。
上一樁類似的災難發生於一九一八年，原是美國堪薩斯州小小一處軍營的流行性感冒，卻讓全世界死了兩千萬人，而且迄今未能找出元凶。為了追獵病毒，現代的美國流行病學家甚至遠赴阿拉斯加挖掘當時病人的屍體，希望冰冷的雪地能將病毒凍結住，再從中尋找珍貴的線索。努力半天的結果，卻只能判斷元凶可能是從豬隻變種而來的病毒侵襲人體，人類對此新種病毒毫無抵抗力。
當時的人們比現在更焦慮，死亡的陰影籠罩了每個人，政府禁止大型集會，連參加病死者喪禮、抒發一下情緒的人數都不能超過三個。
集體恐慌會將個人主義推向極端
不少心理學家指出，大眾對傳染病所產生的心理狀態，與受重創後的反應相似，包括焦慮、恐懼、惶恐不安、絕望、悲傷、埋怨等，這些反應會導致心理失調。
文化大學社福系教授王順民則進一步解釋了集體恐慌的後果，他說：「在社會心理學上，集體恐慌會將個人主義推向極端，人們為了自救而拋捨公民意識，社區將因為自私自利行為的擴張而解體。」
面對這種危機，和平醫院事件不再只是判斷對錯的是非題，轉而變成全民申論題，每個人都必須在瘟疫蔓延時，公布自己的公德心高低。任何一個自私或無知的作為，甚至是一個輕蔑的眼神，都有可能製造連鎖性的社會成本。
台醫生物科技公司經理袁照晶認為，自己若成為需要隔離的對象，她能安然處之。她說：「因為了解所以諒解。身為社會一分子，當然希望疫情盡快獲得控制，當別人成為疑似病例，我也希望別人能發揮公德心，被完善隔離。」
她惟一擔心的是公司能不能諒解，假設要坐隔離監，公司會不會扣她薪水？更嚴重甚至工作不保？而一旦恢復上班，又要如何面對別人質疑的眼光呢？
在 SARS 對香港造成重大危機之時，香港中文大學心理學系系主任張妙清便曾極力呼籲大眾關注 SARS 帶來的心理反應。他憂心地指出，因為在危機情況下容易產生集體恐慌反應，這些反應將使混亂感和惶恐遞增，繼而滋生歧視態度，分化公眾。
多方提供社會性支持──拒絕謠言 理性面對
也許新加坡政府的強硬措施可以為「如何消弭集體恐慌」，提供些許的答案。
在新加坡， SARS 病例有九成是在院內感染（院內感染是 SARS 蔓延的第一波），根據《時代雜誌》報導，一旦在醫院發現可能病例，新加坡官方會對患者的家屬、朋友、鄰居、同事發出「隔離令」，連患者最常去的餐廳也不放過。政府限制他們的行動，違者將處以重罰。每出現一個可能病例，政府會立即組織一百人追蹤該病患曾經接觸的人與場所。而且針對通報的任何一個疑似病例，都會專程派一輛救護車轉送到醫院，而不是讓這些人自行就醫。 陳篤生醫院（ Tan Tock Seng ）是新加坡惟一收治 SARS 病患的醫院， 政府甚至讓這裡的護士穿上應付生化戰的隔離衣。
雖然新加坡陸陸續續出現死亡病例，但是該國人民並不因此驚慌失措。政策的透明化和消弭大眾恐慌，在這裡取得了平衡。
政治力量還有一個可以介入的著力點──提供多方面的社會性支持。心理學家提醒必須及早提供心理支援給予高危人士，特別是 SARS 病患、和病患有親密接觸的人、醫護人員，以及醫護人員的家庭好友。除了保健護理和檢查，政府應該為這些高危人士提供心理服務，紓解創傷後的巨大壓力，並持之以恆。
在 SARS 擾亂社會正常運作之際，我們更需要的是提高警覺，協助消除謠言，提倡互相支持。
誠如一位佚名人士所言：「 SARS 大戰不只是跟病毒細菌作戰，更是一場與人性脆弱、恐慌、畏懼、排斥、懦弱的戰爭。當看到和平醫院護理人員孤立無援、歇斯底里怒吼時，我們只能期待這個社會更加理性、勇敢，共同以強壯的心靈、正確的態度去面對這場人性的試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