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政軍退出新聞媒體這個連戰口中的「老掉牙」問題，上周在民進黨中常會通過三項決議，將透過立法及訂定時間表落實具體方案，若干政治人物如響斯應，隨即宣布辭去媒體兼職之後，此一有助建構獨立自主新聞環境的改革，一時之間頗有形勢大好之概。
我們的新聞媒體今天還擺脫不了黨政軍的糾纏，究其根柢，至少有歷史、政治及文化的因素。
台灣從上世紀中葉戰後長期執政的國民黨，與現今台海對岸的中國共產黨出自同門，都是師承蘇聯的列寧黨。列寧黨以黨領政領軍，把新聞媒體視同「革命機器中的齒輪和螺絲釘」，必須為政治服務，也是臣屬於政治的工具。這種列寧黨的傳統，既表現在台海彼岸至今不容民間獨立興辦新聞媒體，也反映於國民黨在蔣經國執政末期開放報禁後於黨禁的歷史事實。今天黨政軍仍未退出媒體，因而是列寧黨長期執政的歷史殘餘，其改變正是民主台灣需要調整改革的重要工程；而其落實，執政的民進黨固責無旁貸，始作俑者的國民黨最不能置身事外。
除了政治的歷史殘餘，另有文化因素，亦即我們社會並不講求利害衝突的迴避原則。新聞媒體如果是「第四權」，其從業員便應謹守在處理新聞過程的旁觀者角色，屬於政府三權之一的行政部門固不能介入經營，亦為三權之一的立法部門同樣不能跨界，扮起新聞人或主持新聞談話節目。
如此簡單的道理，在黨政軍退出媒體的討論中有些人仍不願接受，不論出自既得利益、使命感，其實也與我們不講求利害衝突的文化有關，且這種現象並不限於新聞界。台灣最近兩任國會議長都同時兼任企業董事會要職，立委之中董事長及企業負責人充斥，政商不分、政媒兩棲多年相因成習，正是這種文化因子作祟的必然後果，也是從事民意機關、媒體撥亂反治等重要改革工作所不能輕忽的根源
。
這種不講求利害衝突，進而未能掌握分際、嚴守基本角色的現象，不但表現在政治人物及政黨侵擾新聞媒體，新聞從業員同樣經常撈過界。近年每次選舉，有些新聞從業員或為政治人物寫書、擔任文宣幕僚工作，或竟乾脆政媒兩棲，也是其例。其他如電視主播明星化、媒體老闆公器私用、文字記者儼然脫口秀的花蝴蝶、經濟記者為商人做起居注，乃至於媒體未審先判而當起法官，都是新聞人角色踰越的具體通病。
黨政軍退出媒體需要相關各方的誠意、決心並講究方法，方能克竟其功。同時，黨政軍退出媒體其實只是台灣新聞界改造工作的一環，既非全部，亦未必是最重要的工作。
今天台灣新聞媒體在民調中被指為社會亂源，其癥結主要是新聞專業水準低下，加上從業員的意識形態偏差，導致其不時以扭曲的資訊汙染社會。相對於威權時代扮演統治者愚民政策工具的角色，報禁解除十五年以來的民主時代，台灣媒體有自由卻欠缺專業及責任。
就此而言，黨政軍退出媒體當然有助新聞界減少受到政治力干擾，因為新聞與政治之間必須明確劃分，但是新聞同樣應該與娛樂、商業明顯區隔，新聞與意見之間也要保持防火牆，並且回歸為公眾據實以告（ tell the truth ）的基本責任。因此，台灣新聞改造的當務課題之中，黨政軍退出媒體只是其一，新聞界回歸專業、揚棄意識形態而負責任地服務公眾，方是根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