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上、中旬，西門町真善美電影院上映了一部紀錄片《上帝的孩子》，是日本導演四乃宮浩等人拍攝的菲律賓垃圾山底層九萬貧民的生活景況。
選擇這個題材，是某種政治立場的宣示，惟導演在片中似無額外指控。其中有些場景可能讓人略有慰藉，覺得菲律賓政府還算人道，如垃圾山崩活埋近千人之後，劫後餘生的住民，得到了政府提供經費，返鄉另覓生計。但觀眾是否頓生矛盾的感覺？畢竟，來到垃圾山的人，正是家鄉再無謀生機會，所以離鄉背井之人。
影片本身似乎看不到導演想要邀請觀眾做此解讀。比較清楚的是，台灣片商對於本地觀眾將如何看待本片有明晰的想像，因此將原片名《上帝的孩子》，加冠「悲憐」一詞。
鎮日只能與垃圾為伍，甚至渴望與垃圾為伍而仍有不可得之時，這能不讓人悲憐嗎？即使是鐵石心腸的人都說不出口。但這也是問題的癥結，訴求悲憐只可能是最低標準，最多召喚一時的眼淚與捐輸，不能作為舒緩問題的手段，遑論解決。
絕對的赤貧與相對的貧窮，雖然原本就不是容易解決的社會問題，但如果說對於貧窮及其成因的認識，是通向不等程度的解決方法之路，似仍屬合理的期待。台灣片商說，希望透過本片的引入「帶給普羅大眾一個城市問題的全面剖析及反省」。
但這又衍生出了另一個問題。因為，實際感受以外，台灣人對於貧窮的印象，如同沒有親身經驗的多數社會現象或議題，都得來自媒體。但本地媒體是怎麼再現貧窮的？
先看「香港四十四萬貧戶，每天只夠買一碟叉燒飯」。這就是說，所得是台灣兩倍的港仔，每日生活所得不足新台幣一百元的人口比率，大約是五分之一。相比之下，台灣好像「好」了很多，以台北市為例，低收入戶還不到一萬戶，雖然已成為「新貧族的單親家庭」即占了其中四成一。
諸如此類的純新聞寫作，與日本導演的菲律賓垃圾山影片，有同有不同。不同的是，影片挾其影像與聲音，對於看的人所造成的衝擊及記憶的留存，會遠遠超過於寥寥數語的文字。
相同的部分有二，一是這類題材得到曝光的機會實在太少，只要有人拍攝、有人報導，本身就應當得到肯定與鼓勵；二是該影片因為重點在於記錄，不肯「踰越分寸」，只能謹守當事人的話語，也就無法暴露國際分工、國內階級分化之下，赤貧者的命運，其來有自。至於台灣的媒體，相關的新聞也未能並陳，於是就很難邀請讀者產生有效的聯想或尋思，是否二者其實有一定的關係。
比如，香港貧窮消息見報的時候，另有「鄭秀文片酬……五五○萬港幣」的影劇版頭條新聞。兩則新聞若打破路線之分並列，試問讀者做何感想？台灣的低收入戶真這麼「少」嗎？即使不能質疑政府的標準與統計，假使將政府給與大廠商(如所謂的台灣經濟命脈之新竹科學園區)以數十億元計的賦稅誘因，並列於相同版面，讀者能夠不產生一些不平的想法嗎？
話說回來，數落媒體有什麼正當性呢？如果消息的重要來源政府，以及不那麼重要的另一個來源學術界，對於貧窮的關注是那麼稀少，則在比爛的邏輯裡，媒體所能夠招致責怪的部分，少於政府及學界。等到有一天，學界關於貧窮的研究比較多了，屆時，學界再要檢討媒體與政府，則其感染力與說服力，才會比較大。(作者任教於政大新聞系)
數落媒體有什麼正當性呢？如果消息的重要來源政府，以及不那麼重要的另一個來源學術界，對於貧窮的關注是那麼稀少，則在比爛的邏輯裡，媒體所能夠招致責怪的部分，少於政府及學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