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都不願意見到天災人禍，可是，一發生了災難，人們的眼睛卻又很難從電視、報紙的新聞報導畫面中移開。如果，這種對災難報導的耽溺長達一個月以上，那代表｜｜你病了。
但是，這些災難報導並不會為人們找到答案和寄望，反而會對大家，尤其是心理強度不夠的人，像是精神耗弱者、老人、小朋友們帶來「第二手心理創傷」。所以，陳國華身心診所資深心理師黃龍杰特別提醒民眾，若家人出現以下的症狀，就要給與適度的關心和安撫。
第二手心理創傷 老人家和小朋友易得
事實上，這些症狀在去年美國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時，就發生在美國人身上。在九一一事件後一個月，華盛頓郵報在調查全美國的醫院後發現，許多美國人因為情緒受到重創，而在生理上出現失眠、晨間沮喪、失去原有活力、對事情不感興趣、不想做未來計畫等失調症狀；而原本就受痼疾困擾的人，身體病痛變本加厲。其中像華盛頓醫院中心，返回醫院的求診患者增加了五倍、紐約水牛城洛斯威爾公園癌症診所的患者也增加了兩倍之多。
甚至連遠在七千哩外的台灣，也因為電視和報紙像接力賽似地，不斷重複播映或刊登「客機撞大樓」等，在心理學被歸為會增加群眾壓力的「危險因子」畫面，使得個性較為緊張、要求完美的人產生認知價值崩潰的現象。
「他們認為世界快要完了，世界不再安全可靠。」實際接觸到臨床個案的黃龍杰說，而後來台灣也接連發生納莉水災等，讓人們益發覺得「人生無常，國土危脆」。
強迫正常作息 一切回到正軌
當民眾「目睹」大量且重複的災難報導時，黃龍杰指出，對於精神較為脆弱的人，通常會出現三種反應症狀：一是因為感同身受而觸景傷情，雖然不是受難者家屬，但卻因為過度感同身受或過度認同，以致心情低落。像九一一事件時，就有人覺得走到哪裡都不安全，而當有飛機咻一聲從頭上經過也都會心驚膽戰。而這次的華航空難，黃龍杰就接觸到一個案例是，因為朋友就在機上，所以一次買了十多份報紙回家看，不斷找尋相關的資訊，也把自己暴露在第二手創傷之下。
第二種反應症狀是避免傷情，所以變得退縮、人際疏離或麻木，覺得人生很悲觀，所以不想或不敢再去看電視，久而久之就會有畏懼症；第三種是變得容易受驚，過度警覺、注意力不集中、失眠、發脾氣，甚至會幻覺增加等等。
對於出現這三種症狀者，黃龍杰表示，應是屬於「急性壓力症候群」患者，若得到適度紓解或有家人系統的支援，則症狀多在一個月後逐漸減輕，甚至復原。但如果症狀持續出現達一個月以上時，則就屬於「創傷後壓力症候群」患者，必須經過專業醫師的藥物及心理輔導治療，不過後者多發生在罹難者家屬身上，而且往往需要兩、三年的時間才會走出陰霾。
雖然「急性壓力症候群」的症狀並不算太嚴重，但由於多半會出現在精神耗弱者、小朋友或老人家身上，所以家人還是要特別注意，不要任由他們的想像無限擴張、擴大；要多陪伴在他們身邊，強迫他們維持正常作息，並讓他們知道，世界依舊穩定運轉、生活依舊安全。
不做加害人 做做台灣的村上春樹
撰文：劉萍
當資深心理師黃龍杰說出「第二手心理創傷」這個「病名」時，做為媒體的我們才終於知道，每一次災難的發生，媒體都在主動扮演著加害人、凶手的角色。
台灣經歷了這麼多次的災難，對媒體來說，早已經有一套標準化的處理流程：失事畫面、家屬哀痛的神情、家屬與肇事主的衝突、失事原因分析、賠償與保險、政府慰問、民意代表責問，最後則是不一定每次都會出場的官員下台。
而經過如此標準化且快速的處理流程，每一個小時就會在至少五個以上的新聞頻道播出、每一天在各報至少以三大張的版面登出，媒體在傳遞資訊的同時，也在麻痺人們對災難的了解與關心。
相較之下，美國媒體在九一一事件中的表現就很令黃龍杰佩服，因為事件發生不到三天，ＣＮＮ都已經停播災難畫面了，台灣各電視台卻還在重複播映這種創傷提示（ trauma reminder ）或損失提示（ loss reminder ）。他覺得台灣的媒體工作者，其實很需要建立「心理創傷」的概念，除避免本身成為二度災難，而成為實體復建和心理復健的第一線救兵。
只是，對這些年來歷經重大災難的台灣人民來說，需要媒體扮演的，應該是像日本村上春樹的角色。村上春樹是日本的知名作家，但在一九九五年發生的神戶大地震、九七年的東京地下鐵沙林毒氣事件後，他用比較多的時間（指給受害者、加害者和讀者），以短篇小說集《神的孩子都在跳舞》、用報導文學的方式寫出了《地下鐵事件》和《地下鐵事件︱│約束的場所》，來探討災難的發生原由、思考災難對人心所帶來的創傷，及治療的可能性。
也許，短時間內，媒體界還不會出現台灣的村上春樹，但至少可以不要再拿著麥克風殘忍地直問災難受害人：「請你說說現在的心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