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時報創辦人余紀忠四月八日因肝癌、大腸癌過世，享年九十二歲。身為台灣甚至是華人世界重要媒體的創辦者，余紀忠的病故，除了引起新聞媒體以及政壇關切，我國文人辦報的傳統，至此也終於畫下句點，意義與影響都十分重大。
三十九年余紀忠創辦中國時報的前身「徵信新聞」，但那只是一份油墨印刷刊登米價、雞蛋、蔬果行情的刊物，余紀忠自己往往還必須騎著腳踏車上街推銷送報。一直到晚年，余紀忠每次談及那段往事，對於自己能夠把一份他口中的「小報」，辦成兩岸、國內外都非常重視的大報，神色間還有遮掩不住的自傲。
其實，余紀忠的成功有時勢造英雄的背景，也有英雄造時勢的因素。
由於國民黨政府遷台後實施報禁，言論自由遭到嚴格限制，當時只要稍微有點規模的報紙，在那個寡占市場中，要賺錢並非難事，而中時、聯合以及國民黨黨營的中央日報，往往是廣告主僅有的選擇，營運簡直可以用「暴利」形容。
三一八開票後反覆修改社論──創下中國時報最嚴重脫報
在那樣一個處處都是禁忌的年頭，因為余紀忠與蔣經國關係密切，對於高層動態相當能夠掌握，新聞與言論尺度往往能夠剛好低空掠過當局容忍界線，比起黨營、公營報紙更能相對滿足讀者對於資訊飢渴般的需求，加上余紀忠雖然曾任軍職，卻並非意識形態過於八股僵化的「丘八」，在當年甚且算得上是個自由派。
不管是四十七年政府通過修正出版法，余紀忠的徵信新聞強烈表態抨擊此舉危害新聞自由；或者是到了五十七年徵信新聞報改名為中國時報之後，中時對於黨外運動與鄉土文學等等採取同情與支持立場，顯然與當局政策及好惡牴觸的言論方向，可是卻又符合台灣社會當時正逐漸萌芽的民主與本土意識，中國時報於是得以建立市場上與形象上雙重有利位置，逐漸竄起成為華文世界最重要媒體之一。
不過把余紀忠的成就都歸諸於時勢也並不公平。余紀忠也的確是個有過人之處的英雄人物。
他的過人之處並不只在於對工作近乎狂熱的投入，例如一直到三月下旬因病住院前，他幾乎還每天上下午進辦公室約見社內重要幹部，直接督導中國時報改版，晚上有空或身體狀況許可還前往編輯部坐鎮，以「中華民國年紀最大的上班族」自居。
每周一除了極少數例外，一定親自主持主筆會議，對國內外大事評論一番，交代社論主題與下筆方向。遇到重大議題，余紀忠更會先仔細審閱社論內容，稍不滿意就自己動筆修改，上次總統大選三一八開票後，余紀忠就為了翻來覆去修改社論內容直到次日凌晨四時許，造成當天中國時報創下有史以來最嚴重脫報。
他的過人之處也不僅止於對人才的重視與禮遇，例如放眼台灣各主要平面與電子媒體重要主管，出身中國時報者可說難以計數，政壇上綠、藍、橘軍中曾在中國時報工作過的也比比皆是，而余紀忠對於報社內，尤其是編輯部的記者，無論資深資淺，只要表現良好，文章言之有物，縱然有些人的意識形態明顯與他不同，也禮遇有加，使得中國時報出現任何媒體所沒有的自由開放文化。
民主人權不只是促銷工具──也有相當濃厚的理念基礎
余紀忠最大的過人之處在於，他並不只是把自由民主人權當作討好讀者、促銷報紙的工具，而是的確有相當濃厚的理念基礎，例如他對於黨外人士所推動的民主運動，就有著比當年大多數「外省既得利益者」有著更深刻的體會與同情，美麗島事件發生後，全台一片肅殺之氣，國民黨內要求「嚴懲」所謂暴力分子的聲浪高張，保守派固然主張殺雞儆猴絕不可手軟，一些開明派也緘默不語，不少國民黨培植的台籍菁英，也藉著喊打喊殺以示效忠。可是余紀忠一方面透過自己的報紙呼籲政府寬大處理，並私下面見蔣經國，強調「絕對不可以流一滴血、殺一個人」。
以那時候的政治氣氛，不落井下石要求斷然處置「暴徒」，就已經算是不容易了，余紀忠自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他卻逆勢而為，當然具有很高的政治風險。
例如國民黨保守勢力就不斷伺機鬥爭余紀忠，余在七十一年創辦美洲中國時報，投下大量資金與人力打算將中時的勢力範圍跨往海外，可是由於美洲中國時報兩年後報導中國大陸選手在洛杉磯奧運會傑出表現，國民黨保守派借題發揮全面圍剿余紀忠，壓力之大連蔣經國也無法撐住，美洲中國時報被迫關門，中時報系發展遭遇重挫，余紀忠直至晚年仍引為憾事，對於王昇等保守派當時的打壓行動也一直耿耿於懷，而這也是何以施明德等某些美麗島人士至今對余紀忠仍感念不已的原因。
雖然是保守派欲除之而後快的眼中釘，余紀忠並沒有認輸退縮，美洲中時關門的傷痛猶在，七十五年九月二十八日黨外人士在台北圓山飯店突然宣布成立民進黨，情治系統等保守勢力有意採取強硬取締行動，高層也指示所有媒體封鎖組黨新聞，降低後續處置阻力，結果余紀忠並未理會，次日還是獨家刊出民進黨建黨新聞，並且透過管道力勸蔣經國和緩看待此事。
因為建黨已經是生米煮成熟飯，加以當時國內外氣氛都不利於政府強勢取締，蔣經國個人的政治開放列車也啟動，中國時報報導建黨新聞形同臨門一腳，當局順勢以所謂不承認民進黨的方式為各方找到了一個下台階，台灣的民主就這樣在曖昧中進入新時代。
余紀忠在公開場合或報社內部會議上最常強調，中國時報一貫的宗旨是「自由，民主，愛國家」，中國時報的使命是「政治民主，民族認同，穩定大局」。這兩段話聽似八股口號，但是余紀忠的許多作為卻又大抵吻合他所標榜的這些理念。儘管這些理念在現在可能顯得有點過時或矛盾，也儘管余紀忠在這些原則中有時候會顯得左支右絀，而且還換來搖擺投機之名。
以余紀忠與李登輝之間從熱絡到冰點的關係為例，就可以非常明顯看出余紀忠在政治民主與民族認同上的堅持及兩難。
從毫無保留挺李登輝到「那個大台獨」
蔣經國過世，李登輝接掌大位，余紀忠起初幾乎是毫無保留挺李，雖然對李登輝處理黨內流派問題的方式頗有意見，可是他認為政治本土化是大勢所趨，既然李登輝已經是總統了，就應該給他時間、空間，以外省人為主的國民黨非主流派，即使有再多委屈，也應當以大局為重，不可為了個人因素或奪權反李。所以雖然余紀忠與蔣家淵源深厚，他對蔣緯國或是蔣家第三代某些人反李的言行卻很不以為然。
而蔣經國時代極受重用，和余紀忠又有數十年革命情感的李煥，到了李登輝時代出任閣揆，原來以為一定會得到余紀忠在媒體上的全力支持及配合，但是當兩李鬧翻，李煥向余紀忠求助，余紀忠只有私人的同情，在中國時報上竟毫無表現，令許多非主流人士氣得大罵余紀忠投機勢利。這些話陸續傳到他耳裡，他並非完全不在乎那些多年老友的責怪，可是也不願多做解釋，堅持與傲慢，都是余紀忠性格的一部分。
直到李登輝在統獨問題上漸漸向獨的方向移動，李、余兩人在「愛國家」、「民族認同」上的矛盾終於到了攤牌的地步，余紀忠才開始對李登輝出現比較明顯的批判，兩人過去不時私下會晤對國是交換意見的熱絡情誼，很快降溫到了彼此厭惡地步。中國時報成了李登輝口中不值一看的「統派媒體」，李登輝則是余紀忠談起來就橫眉豎目的「那個大台獨」。
阿扁會不會是第二個李登輝──已經來不及找到答案了
余紀忠晚年遭遇的困境，就如同一些自由派人士面臨的矛盾一樣，就是當初他們所積極鼓吹推動的民主運動，在到達一定階段之後已經變質為台獨運動，前者是多數人很容易認同的普世價值，後者卻是牽涉個人情感認同，以及對於台灣命運判斷的複雜問題。
余紀忠幾十年來支持民主運動，到頭來發現他居然是在為割斷台灣與中國臍帶的台獨鋪路，箇中感慨實非他人所能體會，特別是到他生命最後的幾年，兩岸關係日趨缺少迴旋空間，台灣政黨輪替之後由一貫主張台獨的民進黨執政，余紀忠更顯焦慮不安，每日思考與擔心的都是兩岸問題。
雖然他過去挺李已經吃了大虧，余紀忠對於陳水扁還是充滿期待，從阿扁當選的那一天開始，余紀忠就用盡一切方法與扁建立直接對話管道，扁也對余紀忠執禮甚恭，兩人會面次數遠超過外界所知。而每一次見面，余紀忠都不忘提醒阿扁一定要重視兩岸關係，維護台海和平，不要變成美國人的棋子，陳水扁也屢屢保證不會拿國家與人民安全為賭注，兩人互動至為良好，但也讓人想到余紀忠當初與李登輝的蜜月期。
只不過阿扁會不會是第二個李登輝，余紀忠就算心裡有疑惑，也已經來不及找到答案。唯一可以確定的是，在余紀忠生命的最後一刻，不會有任何事比兩岸問題更令他牽掛在心，儘管他早就摘得成功報人的桂冠，可是余紀忠期許於己的絕不僅於此，抱憾而終仍是無可避免的結局。
一、中時創辦人余紀忠病故，我國文人辦報的傳統至此也畫下句點。
二、阿扁當選總統後，余紀中與阿扁建立直接對話管道，扁也對余紀忠執禮甚恭。
三、在生命的最後一刻，不會有任何事比兩岸問題更令余紀忠牽掛在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