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長期的教育改革推動工作之後，國人對於未來教育改革的方向固然有所肯定，但仍持相當保留的態度。而二○○一年教育改革檢討與改進會議的召開，是新的世紀中，政府對教育遠景規畫的重大宣示。
而行政院長張俊雄更要求教育部，必須訂出預定執行完成時間表，交研考會追蹤考核、管制，宣示了行政院落實教育改革的施政意向。教育改革檢討與改進會議落幕後的政策及行政配合工作，若能循此方向發展，當有所成。
問題是，一個負責的主政者除了必須採納改革的建議外，也必須同時設法完成改革所需的條件整備工作，才具備「 責任倫理」 。而且改革雖然可以是漸進的，但是整體改革的方向與目的卻必須是明確的，否則不僅可能造成「 見樹不見林」 的改革，更嚴重的是，萬一發生改革結果與改革目的背離的現象，不但此次改革因而落空，也容易影響後續改革的可能性。
基本上，教育是百年樹人的工作，而台灣長久以來教育的內容，究竟是要使受教育者成為怎麼樣的人，卻是一個亟待面對的問題。因此，除了經濟掛帥，或是將視為社會螺絲釘的「 物化」 教育理念外，教育改革更必須面對台灣人透過教育過程，所應、所能具備的能力與修養。
但是，在此次教育改革與改進會議，雖然有所謂的世界觀，乃至宏大的企圖，卻不見「 台灣人」 為主體的教育改革理念。而且在某種意義上，跨進二十一世紀的教育導向，卻與二十世紀相似，功利仍然掛帥，而人文基本素養依然聊備一格。
縱使不處理教育最重要的主體性與教育內容，此次教改會議所提出的教改內容，有相當部分也欠缺如何有效落實的「 工具理性」 。以國民教育向下延伸一年為例，基本上合乎台灣日漸普遍的雙薪家庭的需求，符合教育年齡提早的教育發展趨勢。然而，在台灣絕大多數幼稚園從合格師資到合法立案皆告闕如的狀態，若是不能提出師資整備的計畫，則最多是勉強國民教育的形式多了一年，教育的改革實質可能正是宣告教育品質的惡化。不僅過去的九年國民教育如此，現在的九年一貫，恐怕都是嚴格的考驗。
此外，以迎接知識經濟的時代為名，來進行高中、高職教育的調整，也有相似問題。教育體制的調整，在師資、設備未能進行制度性的整備之前，都多少無可避地為改革埋下了變數。更不用提，知識經濟固然重要，但是若以此論斷傳統製造業的黃昏，恐怕與歐洲先進國家的經濟並不契合。我們固然同意，過去主政者強力主導台灣高中、職的調整並不合理，但是，也無法同意相同模式的負面操作。
再就大學教育為例，教育部對國立、私立大學定位不清，使國立大學的預算不足以支應教職員工薪資及學校基本運作所需，此時奢談追求卓越，會不會使教育改革有捨本逐末的問題，也引人深思。
無論是大學、高中職乃至國民教育，我國教育改革的主導者，真的必須正視「 世界觀」 與「 主體性」 ，詳細了解各國的教育制度，爾後再思考如何與台灣土壤接榫的問題。同時，任何教育改革影響後代深遠，除了「 價值理性」 的訴求，「 工具理性」 的講求亦不可少。二○○一年教育改革檢討與改進會議落幕了，負責任的教育改革推動者必須更審慎思考、行動，才能為台灣未來的教育奠定良好的基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