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民調公司，隨著選戰的逼近熱鬧起來了。
幾乎都是各單位所發布的民調結果，執政滿意度、政策方向，甚至許多社會大眾關切的公共議題，逐漸由民調的數字來帶動趨勢。年底選情等各種民意調查紛紛出籠，若不仔細看這些數字，還真會讓人對台灣社會的民意感到眼花撩亂。
年底選戰民調市場有四、五億元商機
日本新首相小泉純一郎就任一個月，日本媒體就發布了一項民調，顯示日本民眾對新首相的擁戴。不過，這些來自國外的民調，實在很難判斷它的公正客觀性。但是，對大家所熟知的台灣民調市場，一般人看民調，除了注意數字之外，更不可忽略了民調執行者背後是否有特定的政黨屬性。
台灣的民調事業，從民進黨首先採納以民調作為政黨初選提名的依據，而其他各政黨也群起效尤來看，光是各政黨初選就先讓民調公司撈了一票，若再看年底縣市長和立委雙合一選舉的市場，恐怕民調公司不發點選舉財都很難。
山水民調經理潘儀瑄就概略統計，年底的選舉，如果以每個候選人做五波民調，每次民調預算二十萬元，三百位立委候選人，就有三億元的市場。如果再加上縣市長選舉，每人約一百五十萬至二百萬元的民調預算，年底選戰四、五億元的民調大餅簡直是民調公司垂涎已久的一大商機。
不過，已經從事民調事業長達七年之久的天和水行銷顧問公司總經理黃逸華卻認為，一般候選人選擇民調，總是以學術單位的民調為優先考量，因為學術界的民調通常給人比較客觀的印象，加上學校老師用學生執行民調，成本相對降低。
學術單位與媒體民調擠壓商業民調的利潤空間
雖然學術單位的民調中心接受政府單位委託案，以從事學術研究為主，但是這幾年來，各學術單位也接了不少選舉案。其中規模最大、甚至是學校經費主要來源的單位，就是世新大學民調中心。
候選人的第二個選擇則是媒體民調，雖然媒體一面做民調，一面發布新聞，有球員兼裁判之嫌，但台灣的政治生態，誰能做宣傳誰就是贏家。因為學術單位與媒體民調的競爭與擠壓，黃逸華認為，一般商業性民調的利潤空間並不大。
台灣民調單位可以分為四大類(詳附表)，第一類是一般商業性的民意調查公司；第二類是附屬在學術單位的民調中心，諸如政大的選舉研究中心、中正大學的民調中心和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的民意與選舉研究室(台大政治系選舉研究工作室則是一年一度以面訪從事選舉研究)等。
第三類就是附屬於媒體的民調中心，大家熟知的有聯合報民調中心、中國時報民調中心和 TVBS 民調中心等；此外政府機構或政黨的民調中心也常從事與政治有關的民意調查，如研考會和民進黨的民調中心。
柯林頓是將民調利用到選戰策略與施政的最佳典範
一般人提到商業性民調公司，第一個反應就是七十九年從美國引進的「台灣蓋洛普民意調查公司」，不過因為首席顧問丁庭宇個人的政黨屬性相當明顯，蓋洛普的調查，有很多本土民眾並不認同。
爾後興起的天和水行銷顧問、 山水民調、全國意向、決策民調、e-society、全國公信力等民調公司，都有不同的背景與專業，其中出身民進黨組織部主任的張郁仁所成立的山水民調，也經常因為政黨屬性關係而被非民進黨列為民調的﹁優先排除名單﹂。
在美國，從一九六○年代開始，民調便對選戰發揮指導性的作用，一九九○年代，民意調查作為選戰策略的核心趨勢已經相當明顯，大家耳熟能詳的美國前總統柯林頓，便是將民調利用到選戰策略和施政作為的最佳典範。
而民調在台灣選戰中扮演的角色，比美國晚了許多年。台灣最早把民調用來指導選戰策略的先鋒當屬民進黨，一九九三年時任民進黨主席的許信良將民調引進輔選系統，試圖透過科學性的民調數字掌握當年的縣市長選情，以彌補民進黨因組織力薄弱，無法充分掌握選情的遺憾。
總統大選過後 民調可信度大打折扣
後來許信良的新思維在選戰中獲得驗證，民進黨中央才將原本只是隸屬於選舉對策委員會底下的民調小組，擴編為台灣政黨史上第一個民調中心。後來陳水扁早年成立的福爾摩沙基金會、謝長廷的新文化基金會，也大量應用民調來影響台灣的政治生態。
去年總統大選，曾經有不少民調結果顯示連戰的支持度大於宋楚瑜、陳水扁，身為國民黨民調大本營的革命實踐研究院甚至把宋楚瑜的民調結果直接換成連戰的數字，很多人還把國民黨的敗選怪罪於錯誤的民調，大選後民調可信度大打折扣。
不過，今年年底選戰還沒有開打，國民黨、親民黨與新黨也都陸續採取民調作為黨內初選的參考，數字影響決定的情況，在整個政府體系間逐漸擴大，雖然數字的正確性未必百分百，但只要有選舉，民調公司永遠有活下去的本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