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人悲哀」的本質不是外來政權，而是台灣人「不能講真話」、「不敢講真話」、「一旦講了真話，就會遭到殺身之禍」的悲哀。日本人走了、國民黨政權民主化了，但是，一百多年來折磨台灣人的詛咒，仍然沒有解除。
台灣人的心底深處，的確隱藏著難以掃除的悲哀，但是，台灣人悲哀的本質「外來政權」，外來政權只是表象，真正的悲哀，是台灣人「不能講真話」、「不敢講真話」，「一旦講了真話，就會遭到殺身之禍」的悲哀。
荷蘭人統治的時代，台灣物資被掠奪一空；日本人統治的五十年，台灣人被迫說自己是日本人，被迫向作威作福的日本人屈膝下跪，講假話的人飛黃騰達，說真話的台中望族林獻堂家族，從此家道中落；國民黨來台灣，許多人因為講真話而就此消失，這些講真話而消失的人，有閩南人、有客家人，還有許多外省人。
陽奉陰違是台灣人生存必須的技能
一百多年的政治氣氛，讓台灣人極為怯懦，不敢講真話，台灣人(當然包括沒有掌權的外省人)從小被教訓著：「不可以講心裡面的話，先看掌權者的臉色，講他們喜歡聽的話。」在台灣，「陽奉陰違」不是罪惡，而是生存必須的技能。
過去的當權者對於「外來政權」的說法極為反感，每當聽到這種言詞，最常見的反制就是：「我們帶來台灣經濟奇蹟，讓大家生活富裕。」當年日本人統治台灣，也在台灣建立了糖業、鐵路、水泥等輕工業的基礎。外來統治者面貌都一樣，經濟議題好談(因為統治者總是能夠分到最大的一塊餅)，政治議題免談，看看現在，香港回歸中國之後，雖然與五十年前的台灣大不相同了，其實並沒有脫離這個框框。香港人有錢，但是仍然沒有權利講心底的真話。
李登輝一生大多數的時間，都在這種講假話的陰影裡面討生活，他最懂得這種「不能講真話」的悲哀。在他剛剛從政壇竄起的那段時間，我們看到他即使已經當上副總統，在公開場合還是「板凳坐三分之一」，對蔣經國有著無限的敬畏。
李登輝掌權的這十二年裡面，最大的功績就在民主化，說得明白點，就是讓台灣的每一個人，在自己的土地上都能暢所欲言，都能講真話。新黨強烈反對李登輝，認同新黨意識形態的人掌握著許多重要的大媒體，在報紙頭版用大黑體字罵李登輝，但是李登輝也讓他們暢所欲言，不會因為有人罵這些報紙為「統派報紙」，就用方法禁絕他們說話的權利。因為，這是李登輝一生追求的價值，一種能夠「說真話」的無上價值。
反李、擁李差別祇在「謊話講多少」
這次，在李登輝交出政權之前，他講了一個最真的真話，說台灣與中國是「特殊的國與國的關係」，這是事實，但是李登輝講真話的代價，卻可能給台灣帶來殺身之禍。台灣還是不能夠講真話，一百多年來「台灣人悲哀」的符咒，還是緊緊套在我們身上。
一向反李旗幟鮮明的聯合報，在七月二十六日社論的標題：「兩國論事實論述正確，戰略論述錯誤」；同一天，中國時報在華盛頓的特派記者冉亮，也在文章引述向來同情台北的美國外交官高力夫的話：「李登輝不過是把事實講出來而已，但是，有些事情公開挑出來，卻非明智之舉。」這些意見，正是清楚表達了台灣「不能說實話」的悲哀。
其實，台灣過去的紛紛擾擾，「獨派」、「統派」的爭議，「擁李」、「反李」的攻訐，只有「戰略上的差異」，對於台灣民主制度的本質，大家其實是一致擁護的。大家的差異點只在「反李」的人覺得，姿態要低、真話少講，才能騙得了中共，換取台灣多一點自由的時間；而「擁李」的人卻覺得，反正怎麼說中共都要打壓，不如強悍一點，反而因為衝突而讓台灣多取得一點空間。
對於這次「兩國論」提出時機的爭議，連戰在接受美國《時代雜誌》專訪的解釋堪稱持平，他說，美國要求台灣走上談判桌、進入政治性議題的「期待」很高的，汪道涵來訪時，我們希望有一個新的動力來幫助我們進行兩岸對話，但是，「在兩岸互信不足的情況下，雙方若要進行政治性對話，會有極大的風險，所以必須先釐清兩岸的定位」。「我們擔心美國政策上對中共傾斜，將不利於我們主張對等的地位」。
「對等說」是台灣無法逃避的命運
現在，情況似乎對台灣不利。李登輝的話已經講出去，覆水難收。中共磨刀霍霍對著台灣；美國雖然口口聲聲擁抱著「台海的和平」，但是政策上似乎已經傾北京。說真話的台灣，將要受到懲處，只是程度輕重的差別而已。
當時代雜誌問連戰：「如果北京對台施壓，台灣人民是否會支持政府起而抗拒？」連戰回答：「我們還有其他選擇嗎？」
是的，台灣人，萬一「那一天」真的來臨的時候，除了搭機逃跑之外，您願不願意選擇留下來，保衛辛苦建立的自由民主制度？
您可以再多想一想，不過，我可以現在就告訴您，我願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