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節一過，政府採取了多項挽救金融、股市的措施，且不是由行政院主導，而由總統府操盤，李總統更在幾個場合發表高見。看了李總統的發言內容，我們可以說他對金融危機認知深刻，挽救的方向大體也對，但方法上卻不夠周全。
李登輝在中常會上明白指出，「金融股本身的體質有問題……現在看來，超貸的七千多億元中，幾乎有半數將來可能會形成呆帳，如果未能徹底解決，將有如日本目前的經濟情況一樣嚴重。」這是政府高層首次承認台灣金融問題非常嚴重，而從《財訊月刊》三月號披露張朝翔禾豐集團總負債高達一千二百億元來看，台灣金融業的呆帳數字遠比原先各界認知的高得多了。
當銀行飽受呆帳之苦時，銀行的獲利將大幅下降，甚至出現虧損；一旦銀行的淨值（股東權益）愈來愈少，不僅不能增加新的放款，連原有的放款到期後也無法續貸，如此一來就出現銀行信用緊縮，進而帶來經濟衰退、百業蕭條，步上日本的後塵。銀行就像人體的心臟，心臟具有推動血液循環的功能，銀行則將資金輸送到各個需要擴充、成長的產業，因此，一旦金融出現問題，一定非同小可。
在有了台灣的金融業面臨空前危機，且挽救經濟的前提先要避免銀行信用緊縮的共識後，剩下的只是手段的問題。政府採取了調降金融機構營業稅二％，大幅調降存款準備率等非常手段，我們認為，這些方法相當有效，但是還要有配套措施。要研擬整套的金融業改造方案，先得了解病因。
李登輝認為，銀行家數太多，導致銀行業相互競爭而利益受損，部分人士還歸咎於一口氣開放十餘家新銀行的前財政部長王建煊。
平心而論，在當時銀行業炙手可熱、銀行股一股難求的情形下，財政部若核准太少的家數，獲准申設的財團勢必大撈一票，形成另一問題。而新銀行設立時，適逢國際清算銀行（ BIS ）要求銀行資本適足率應該達到八％， 老銀行的放款能力受到限制，而十六家新銀行以一家一百億元資本額來說，以一二．五倍的乘數效果估計，可創造約二兆的放款，讓台灣避過了銀行信用緊縮問題。
總之，開放十餘家新銀行有其特殊的時空背景，且因緣際會曾對台灣經濟有正面貢獻。事實上，銀行家數多少與銀行經營良窳，並無必然的關係。
台灣銀行業的呆帳節節升高，與上市公司大股東掏空公司、銀行大股東胡亂對關係企業放款、股票質押借款毫無限制、特權民代及官員向公營行庫超貸等息息相關。因此，政府除了降低營業稅及存款準備率，輸送利益給銀行，以強化它的體質之外，更重要的是，要追究非因商業判斷造成的呆帳的責任，揪出幕後黑手，將有問題的銀行大股東及經營者掃地出門。
在民國七○年代初期，台灣的信託業也曾出現財務危機，但因處理方式不同，大股東受到的待遇截然不同，也引起兩極化的評價，其中亞洲信託在政府介入整頓後乃交還原大股東，國泰信託則強迫由其他人士接手。所有人都認為國信模式才合乎社會公平正義。
面對新一波金融危機，政府目前採取的利多大放送是人人有獎。一旦危機度過了，有問題的大股東、經營者依然把持銀行，繼續違法貸放，幾年後又捅了樓子，政府又要用民脂民膏來救他們。果真如此，政府如何對得起納稅人？
至於營業稅問題，在加值型營業稅的概念下，在進項稅額與銷項稅額互抵後，政府僅就加值的部分課稅。舉例來說，便利商店買進一包七元的餅乾，以十元賣出，由於七元的進項稅額為○．三五元，而十元的銷項稅額為○．五元，互抵後實際負擔的稅額為○．一五元，稅率為一．五％。而銀行實際負擔的營業稅為五％，明顯偏高，是早就該調降了。
但是，李登輝批評西陵電子董事長吳思鍾的說法，則有待商榷。因為，除了金融業之外，還有許多行業的營業稅負擔過重，例如軟體業者因為進項稅額有限，其營業稅的實際稅率也明顯偏高，而且銀行業重要，軟體業就不重要嗎？顯然，政府有必要全面性地檢討各行業的營業稅負，而非頭痛醫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