賴國洲插隊　余紀忠震怒 P.38

由於對中國司法體系的不信任，《逃犯條例》提出之後，來自各方的批評聲浪從來沒停過。香港法律界與民主派認定，這項修法不僅將削弱香港的獨立司法管轄權地位，更將破壞一國兩制基礎，削弱香港所剩不多的自主性。香港美國商會也質疑，若中國能自香港任意引渡嫌犯，香港恐將失去一向受國際信任的法治基礎，以及依法治而存在的國際樞紐地位。

這些意見非但沒讓港府卻步，反要求親中「建制派」占多數的立法會加快進度，將法案直接送二讀會審議。此舉直接促成六月九日的百萬人「反送中條例」遊行，但港府態度並未鬆動，仍宣布修法日程不變；上萬名以年輕學生為主的民眾，於是又在十二日二讀會當天包圍立法會，擋下《逃犯條例》二讀。

然而，香港警方將這場包圍行動視為「暴動」，發射布袋子彈與催淚瓦斯強力鎮壓，造成多人受傷，事後又以暴動、襲警罪名，前往醫院、校園拘捕示威者。

警察對學生開槍，徹底激怒了一向溫和的香港人。即使林鄭月娥宣布「暫緩」修法，也無法冷卻沸騰的民怨，阻止不了這場香港史上最大規模遊行。

六月十六日的遊行，不少人是戴著口罩與護目鏡上街，或在看見攝影鏡頭時刻意以文宣遮臉。即使沒有《逃犯條例》，這些害怕遭秋後算帳的市井小民，也早就已經無從分辨，香港還是不是過去那座講究法治、確保自由人權的城市。

坐落在香港中文大學、紀念六四事件的「民主女神」銅像，最近被披上寫著「反送中」字樣的黑色圍裙，明確表達了中大學生對《逃犯條例》的反對意見。但曾參與佔中超過一個月、這波包圍立法會行動也衝到第一線的中大研究生Rick，竟然也是戴著口罩在女神銅像前現身。

「香港的未來就是我的未來，如果《送中條例》通過，大概連走出來的機會都沒有了。」Rick熱切地解釋參與遊行和包圍立法會的動機，卻又害怕自己成為警方搜捕對象，即使已經遮了半張臉，還是不忘要求攝影記者千萬別拍他的雙眼。

儘管懷著強烈恐懼，但對既有生活方式的眷戀，終究還是讓許多香港人挺身向政府表達不同意見。「這次《送中條例》逼人太甚。我們已爭取不到普選，現在（中國）又要拿掉香港的防火牆、剝奪司法獨立，這是香港人不能忍受的。」香港立法會議員區諾軒就認為，害怕失去原有生活方式，是上百萬香港人一改過去「政治冷感」形象，勇敢站出來的主因。

港人不認為香港應該「等於」中國。至少，從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香港回歸起算的五十年內，這件事都不該發生。無論是一九八四年簽署的《中英聯合聲明》，或基於聯合聲明精神制定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皆明文規定，香港回歸中國之後，得以保持原本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也就是所謂的「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

一國兩制漸崩、喚出危機感

蔣經國、李光耀早看衰情勢

但當初抱持類似想法的人，如今看來，顯然過於天真。

「一開始我們就知道，『一國兩制』是讓兩邊可以花一點時間，慢慢走在一塊。只是中國走得太近、太快，讓香港人覺得不舒服。」香港城市大學公共政策學系教授葉健民認為，香港人近幾年感受到不同於中國的獨特性逐漸流失；《逃犯條例》一旦通過，甚至連「不必活在中國法律下」的底線也會失守，民眾因此將迫切的危機感，化為具體的「反送中」行動。

其實，欺騙了許多香港人感情的「一國兩制」，最早是中共用來解決「台灣問題」的策略。一九七九年鄧小平出訪美國時曾表示：「我們尊重台灣的現實……，現行的政策、現在的生活方式可以不變。」一九八一年，中國人大委員長葉劍英發表所謂「葉九條」，其中第三、第四條，更直接點明「台灣可作為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的自治權……，現行社會、經濟制度、生活方式不變。」

對於中共包著糖衣的發言，時任中華民國總統蔣經國一九八二年接受美國《新聞週刊》專訪時回應：「他們最終目的是赤化我們，使我們失去自由。」這些話如今聽來，雖然像是典型的「逢共必反」；對比香港現況，卻又異常貼切。

不只蔣經國不信一國兩制，新加坡建國總理李光耀一九九二年也曾預測，中共不想要香港成為政治模範，只想讓香港成為經濟模範，「如果民主和自由市場合而為一，打造出繁榮的香港，就是在挑戰他們（中共）的制度」。

李光耀更分析，中國之所以容許香港「五十年不變」，單純只是認為香港具有經濟價值，而不是覺得香港模式值得模仿，「五十年後，你以為中國還會容許香港有別於廣東嗎？」

但香港回歸至今，不過近二十二年，為什麼當初說好的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已然搖搖欲墜？

改變，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二○○三年，是第一個重要轉捩點。

「○三年以前，北京不怎麼插手香港，但SARS後，中央推出自由行、CEPA《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等政策，雙方開始在經濟上有密切的融合。」葉健民指出，當年北京適時伸出援手，是為香港經濟注入一劑強心針，卻也讓中港矛盾逐漸浮現，「剛開始，我們都以為經濟是中國要學香港，完全沒想到中國會發展得這麼快，有天會變成他們才是老闆。」

○三年以後，香港觀光、零售、服務業，從中國觀光客手中賺進大把人民幣；金融、物流業則紛紛北上，拓展希望無窮的內地市場，經濟上日益倚賴中國。與此同時，已有人憂心「香港社會中國化」現象，亟欲區分中港差異，例如○四年六月，就有三百名專業人士聯名發表宣言，將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等源於西方社會的觀念，列為香港核心價值，呼籲市民加以維護。

「維護核心價值」，意味香港知識分子對中國並不信任。中國的因應對策，則是運用經濟影響力，扶植對政府友好的「愛國愛港」媒體、封殺反政府媒體，並鼓勵愛國企業家收購傳媒集團股權。「十幾年來，中國在媒體上花了很多心思，除了傳統偏左派的《大公報》、《文匯報》，過去並不親中的媒體如《星島日報》，也向政府靠攏。」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副教授成名分析。

作家董啟章也認為，中國在政治上不容許香港出現反對聲音，因此對輿論控制用力甚深，多數主流紙媒與電子媒體都被「建制派」控制，很難從中看見民意和批判性；民眾只能藉網路媒體與社群網站，獲得不同於官方立場資訊。

根據無國界記者組織每年發表的「世界新聞自由指數」，二○○二年香港新聞自由度還曾居全球第十八位，但過去五年，香港的新聞自由度都只能在全球七十名前後徘徊，今年為第七十三名。

中國長期介入媒體經營的結果，就是在香港內部打造出兩個「平行世界」，習慣透過傳統媒體獲取資訊的年長者，和善用新媒體的年輕世代，對社會的看法出現巨大差異。這樣的世代差異陸續體現在「反深廣高鐵」、「反國民教育」等社會運動上，並在一四年「和平佔中」達到高峰。

雨傘革命導致中國態度轉硬

全面普選訴求，更被視為「追求港獨」

「一四年佔中行動，完全是年輕一輩的運動，傳統民主派幾乎沒有角色。民主派覺得要理性、要參加選舉，年輕人才不管這套。」葉健民回憶，這場要求特首與立法會全面直選的佔領行動，不僅無法獲得香港保守人士支持，即使在泛民主陣營內部也無共識。

董啟章也指出，佔中行動過後，香港民主社運人士陷入「勇武派」（支持佔領、包圍）與「和理非非」（和平、理性、非暴力、非粗口）的路線之爭，兩派甚至互不相容。

儘管一四年這場「雨傘運動」以失敗告終，卻讓中國政府決定對香港採取更強硬的態度。

香港資深政治評論家李怡分析，中國共產黨一向把所有要求自主的意見，都看作是對統治正當性的挑戰，依據這個邏輯，符合一國兩制精神的「高度自治」、「港人治港」，都已不符合中共核心利益，「真普選」這類「激進」訴求，更容易讓中共解讀為「追求港獨」，北京因此收緊對香港的控制，並不令人意外。

二○一六年，六位泛民主派議員在宣誓就職時更改誓詞或增加口號，就被港府提起訴訟；訴訟期間，特首梁振英還請求中國人大常委會解釋《基本法》公職人員宣誓形式規定，最終六人遭法院裁定喪失議員資格（DQ），「政府取消的不是議員資格，而是人民投票的選擇，這讓香港人難以忍受。」香港立法會議員涂謹申說。

除了對反政府意見「零容忍」，中國政府也插手香港內政。今年四月，港府提出《逃犯條例》以後，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聯絡辦公室（中聯辦）主任王志民表示，在維護國家安全上，中央與特區「只有一國之責，沒有兩制之分」，並呼籲解決香港在維護國家安全上存在的缺失和風險。

更早在一七年十一月，王志民就約見了三十六位建制派立法會議員，「宣講中共十九大精神」，解讀黨賦予香港的使命與要求，「在香港人眼裡，中聯辦只是北京和香港的聯絡窗口，但中聯辦主任『召見』立法會議員，等於把自己當成省委書記（中國各省第一把交椅）在做。」李怡說。

鐵腕之下，港人憂心多年的「香港社會內地化」進度，也從未停頓。根據中國法令，符合依親、團聚等條件的中國公民，可向公安部門申請俗稱「單程證」的港澳通行證前往港、澳定居；香港單程證每天限額一百五十人，九七年回歸至今，約有一百萬中國人取得香港居留許可，但同一時期香港人口僅成長九十萬，其中還有二十萬來自外籍移工，「內地移民」比率明顯提高。

而中國三月間公布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也被質疑可能模糊一國兩制界線、讓香港被內地同化。區諾軒就認為，「粵港澳大灣區」以及推動學校只以普通話教學的「國民教育」，都說明了北京意圖消滅香港獨特性，使香港變成一個「普通中國城市」。

正因為自由空間早已受到壓縮，香港社會對《逃犯條例》反彈才會如此強烈，且共識度遠勝過去任何一場社會運動，「如果一四年雨傘運動是以分化告終，一九年反送中就是以團結開始。」董啟章說。

人人自危，退一步將無死所

中國境外逮人已有先例，入境香港恐遭殃

成名分析，和平佔中提出的「真普選」民主訴求，對很多香港人來說是遙不可及的理想；但《逃犯條例》修正通過後，可能剝奪所有香港人既有的人身自由，「一個是想爭取原本沒有的權利，一個是原本擁有的東西快被搶走了，當然是後者的切身感受比較強烈。」

感受強烈的，不只有香港人。

「我，包括我的家人，都不能再去香港轉機。」台灣資深媒體人楊憲宏表示，即使《逃犯條例》暫緩修法，他依舊秉持著「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原則，拒絕踏入香港管轄範圍。

他舉例，銅鑼灣書店股東之一桂民海，一五年就是在泰國被綁，可見中國已有藉引渡協議從外國擄人的先例；香港如通過《逃犯條例》，任何被中共認定犯罪的對象，都可能透過港府移送，「這其實就是實質戒嚴，剝奪言論自由」。

網路脫口秀《博恩夜夜秀》主持人博恩，則在主題為「今日香港」的節目現場，以詼諧口吻說：「我的蜜月旅行已經改機票了，多花了兩萬六，超級不爽的！」以幽默方式道出台灣人對《逃犯條例》與中國司法體系的恐懼。

「這是所有香港人的存亡關頭。面對《送中條例》，我們退一步即無死所。」高齡八十三歲的李怡，語氣斬釘截鐵。

長者都已如此激動，年輕人當然更加熱血沸騰，其中也包括許多還未成年的中學生。

在金鐘政府總部附近高呼「香港加油」的中五生（相當於台灣高二）Felix，參與反送中運動的心路歷程，簡直就是台灣太陽花學運主題曲《島嶼天光》的翻版。

他六月十二日決定罷課，包圍立法會，卻遭父母大力反對；但他明確對父母解釋，自己無法看著香港斷送在支持《逃犯條例》的政客手中，「如果我沒走出去，是對不起香港。你們可以不支持我，但至少要尊重我，這是香港的核心價值。」

「年輕人總覺得我們這一輩太和平了，想用他們自己的方法試試看。」涂謹申指出，不同世代對「反送中運動」形式的想像仍有很大差異，但因為已經沒有退路，所有人開始學習尊重目標一致、但意見不同的夥伴，沒有人試圖擔任發號施令的領袖，「他們會說：『你在立法會裡理性發言很讚，但也請你理解我們在門外做我們覺得對的事。』」

有人抵抗修法、也有人無所謂

爭民主自由，從來不是「一蹴可幾」

當然，還是有香港居民不買單「反送中」訴求。

三十六歲、在香港待了六年的金融業中階主管Maggie，因為六一二的包圍立法會行動，被迫在家工作，她毫不掩飾對示威行動的不認同：「要先有好的生活，然後才是自由民主。也不是有了自由民主，所有問題就會自動解決。」她說。

出生在中國的她認為，隨著內地經濟發展、香港優勢漸失，「自由」就成了香港人僅存的優越感來源，「至於民主，香港從來就沒有；在這種反中情緒高漲的環境下，更不可能爭取到，這是一個惡性循環。」

但在這次事件中被「啟蒙」的香港人，也不在少數。

六月十二日，足球作家施建章發表了一篇名為「作為七○後，我深切向青年道歉」的長文，在社群網站引發回響。

文中提到：「我們在殖民地一代長大，老是回顧當年的美好，遇到大事，只是一句『我不懂政治』，讓你們這十年受盡白眼。我們透支了你們一代的資源、守不住法治。今天，我們一起同行，就算輸了，我們也與你們一樣，不會認命。」

「七○年以前出生的人，可能包袱較多，只想顧好生活，要不就是覺得努力也不能改變什麼。」走進中大校園咖啡座、脫下口罩的Rick認為，香港年輕人對物質的期望下降，自然會將重心轉往理想與價值，「我們就是nothing to lose（沒什麼好失去），為什麼不出來替自己的家做點事？」

不過，並不是所有年長的香港人，都只重視眼前生活。

「我是退休公務員，十幾年前就把兩個女兒送到澳大利亞讀書，現在她們都很感謝我。我知道很多人沒能力出國，只能留在香港生活，所以我必須為下一代站出來。」六月十六日遊行起步前，六十五歲的周先生忙著將「學生不是暴徒」的文宣繫在後背包，並用濃重粵語口音說，「這條惡法沒擋住，香港就完了。我還可以去澳大利亞找我女兒，其他人呢？」

兩場遊行，確實「暫時」擋住了《逃犯條例》。林鄭月娥在六月十六日當晚為了「政府工作不足」向香港市民道歉，並重申暫緩修法沒有時間表。外界研判，《逃犯條例》極可能與○三年的《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一樣，遭無限期擱置，並有可能在明年六月立法會換屆後自動失效。

但對於這樣的結果，參與者仍不滿意。區諾軒就說：「『暫緩』，只是緩兵之計，我們不會接受。要真正解決社會問題，就只有撤回條例一途。」

李怡更悲觀認為，任何期待香港能對抗中國的想法，都太不切實際，因為中港實力太過懸殊。香港想維持既有生活與一國兩制，只能寄望國際聲援，「台灣情況和香港不一樣，你們至少和中國隔了海峽，又有美國幫忙。」他無奈地說。

談起「反送中」，曾於光華新聞文化中心主任任內，在香港生活七年的作家平路，拿起白紙黑筆，寫下「悲愴」兩字。

「這次事件讓我感受到很大的悲愴感。」在她眼中，中國和香港，兩個地方都擁有它們幾乎是「命定」的文化結構與生活方式。「香港擁有英國殖民的身世，與中國內地使用的溝通方式、做事方法都相差甚遠，彼此之間很難擁有『信任』。」

她認為，這次香港市民動員兩百萬人，已經竭盡全力，「現在只能寄望北京要有智慧，要了解到，北京的邏輯與香港不一樣，更要知道，香港不應該變成中國南方一個黯淡的普通城市，香港人的法治素養、專業以及堅毅，都能幫助中國變成世界舞台上值得尊敬的參與者。」

勤勉堅毅的香港人，能把平凡漁村，化身為國際金融樞紐，一百多年來，卻始終無法親手掌握命運。珍惜得來不易的民主，或許是香港這親近友人，給台灣最珍貴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