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順日子轉彎
舉報公司內部舞弊竟失業
寇延丁賭氣，考大學擺爛讓自己落榜，高中畢業便去當兵，成了中國人民解放軍，進了總參謀部第三部，負責「信號情報」，處理電腦數據。「我跟台灣朋友說，如果你們反攻大陸或我們解放台灣，就戰場上見了。」她開玩笑說。
三年後退伍，寇延丁在「廣播電視大學」（遠距教學的成人教育）修讀審計，謀得會計職務，結婚生子，至此，人生都還頗為「政治正確」。然而，她發現職場主管造假，告發此事卻換來自己「下崗」（失業）；禍不單行，不久後也失去婚姻，成為單親母親。
非大破無大立，失業倒讓寇延丁走上公益之路，並圓了作家心願。她在工作中見識過殘疾人士的需求被無視，惻隱之心讓她在二○○四年創辦與殘疾人士相關公益組織；○八年四川大地震後，她更投入救災。
這個時期，她致力於建立「自組織」，讓有相同目的、需求的人找到彼此，聯合又獨立運作。為了讓組織運作順利，她帶入「議事規則」，並將這種基層民主嘗試，記錄在《可操作的民主》一書中，不只得到民間組織認同，也因為書中簡明生動的介紹，連中國的政府機關也採購推廣。
這樣受政府肯定的民間人士，為什麼鋃鐺入獄？原來，在推動基層民主的過程中，她結識香港「佔中」發起人陳健民、台灣的綠營社運人士簡錫堦、海外民運人士王丹與吾爾開希等人，這些人脈讓她惹禍上身。
無故被關一二八天
只因社運人脈就失去自由
一四年，香港雨傘革命爆發，她在佔中期間去過現場，又認識相關人士，回中國後，十月的一日凌晨，她被控觸犯「尋釁滋事罪」，在獄中接受高壓審訊足足一二八天，其間外界全然不知她被抓的原因。直到隔年二月，當局才把她以「取保候審一年」的方式送回山東老家，依然沒有人身自由。
被監管的日子，寇延丁在屋前十坪院子，種無花果、奇異果、玫瑰花，看管她的警察嗆說：「你這沒種過田的，我可是農家子弟，『面朝黃土背朝天』的滋味不好受。」寇延丁笑說，被警察教訓可真不爽，但又沒法反駁。
不久後，到了「香港毅行」的日子，這是大規模的遠足籌款活動，寇延丁參加了好幾年，但此際當局仍不准她出境，她決定就在山東泰山步行，遙遙呼應香港的行動，並抗議她所受的行動限制。
第一天，十四小時累積了七十二公里，第二天二十八公里，湊足一百公里。「有一股心氣，雖然體力不好，但就是想要把這事情完成。」從那時起，寇延丁的社群網站頭像，放上了電影《阿甘正傳》主角照片，這也讓她開始以「毅行」作為對抗體制的實踐，此後展開了一二八天的耐力行走。
128天耐力行走，抗議「不自由」
2015年10月，「被消失」一年後，
寇延丁（右）展開128天耐力行走，
在被限制居住地旁的山東泰山每天走兩萬步，
並拍照上網做紀錄。(圖片/寇延丁提供)
種下自己的良田
徒步、單車環台 落腳宜蘭
一六年，在台灣學術機構邀請下，她來台生活與研究，參與了苗栗白沙屯媽祖進香、腳踏車環台；更為了研究台灣的社群組織，到宜蘭住了下來，開始了友人口中「晴耕雨讀，但並非閒雲野鶴的生活」。
起初，寇延丁是想為《可操作的民主》續篇找靈感，本想取材台灣的社運年代，採訪後，卻發現台灣的經驗無法回應。「我先前就訂好書名，叫《沒有老大的江湖》，一種能夠平等議事的狀態，但事實上，我發覺老大不僅在，作用還非常重要。」她發現在台灣每個組織、行動，強悍、有意見、有擔當的人比比皆是。
於是寇延丁繼續找，怎麼樣能夠有效率、有力量，在絕對民主、自由，和絕對效率、力量之間，有沒有折衷？
《沒有老大的江湖》還未完成，先寫出了《親自活著》，「吃吃喝喝照見食物主權，這每個人衣食住行中的自由，是生活裡的民主。」寇延丁說。
此時，徒步環島的寇延丁，造訪了宜蘭的草根組織「倆佰甲」，這裡以友善耕種、幫新進場農民找地與租地，並提供技術資源與陪伴的模式，吸引了寇延丁。原來計畫結束一七年整年的行腳，就要返回中國的計畫，從此變更。
單純的採訪已經不能滿足寇延丁的好奇，三度造訪後，她決定找房、找田，加入這個社群。寇延丁租了一．六七分地，加上屋前的小菜圃，合計大概兩分，約合中國三畝地，對上中國有個說法叫「一畝三分地」，意指一個人營生的勢力範圍，「我的勞動可以承擔三畝地，很不錯啊。」
更重要的是，寇延丁從宜蘭農夫賴青松的「穀東俱樂部」，看見台灣的「國民性」，有翻轉大規模、工業化生產的可能性。「穀東俱樂部」在插秧前，就先找一群朋友預付、認穀，共同承擔天災風險；賴青松則是受雇於「穀東」的田間管理員，支領固定薪水，幫忙巡田種稻，同時公開種植紀錄。
「如此直接、間接建立人與土地的關係，讓人可以有意識地從工業化生活的洪流中脫逃。」寇延丁對土地的形容也非常文學。
那麼，感覺這是理想的生活方式，又是「離幸福最近的日子」，為何要回去？
離幸福最近卻要返中
「畢竟不是自己的地方」
「畢竟不是我的地方啊！」寇延丁說，「走是確定要走，已經想好了，收成完、釀了酒就回去。」聽到她決定的人，很多都勸她改變主意，包括兒子，母子在視訊中大吵。
妙的是，此際在深圳大力反對寇延丁回鄉的兒子，去年才從美國返回中國，那時，母子倆也是吵得不可開交，「真的很鬼馬（難預測），人和大時代、大環境就是有關係。」
原來，寇延丁的兒子一三年赴美讀書、就業，當上晶片工程師。中美貿易戰開打，美國總統川普暗批中國留美學生為間諜，「繼續做，就算不被開除，可能這一生也不會有升職機會了。」寇延丁感嘆，在大時代的浮動真的很詭異。
說起來，寇延丁申請美簽被拒，與二十九歲的兒子多年沒見了。「他要回中國，我們吵架；我要回去，再吵，視訊電話吵得不可開交，過後交流就很受影響，我們一直沒見面，交流就更容易吵起來。」聽起來，能離兒子近一點，也是拉著寇延丁回中國的心願。
「我最根本的身分是母親，特別是到了這年紀，總為未來憂慮。」寇延丁連著問，若把權力歸於某一個黨是威權專制，那麼把食物的生產權都歸於企業，這是不是專制？把話語權歸於單一價值，例如科學，算不算專制？她想把在台灣體驗到的一切帶回中國試試，爭取食物主權。問她：「局勢現在緊張了，還要回去⋯⋯。」「中國局勢何時不緊張了？」她答道。
寇延丁為寫作數度造訪宜蘭，
發現了解小農最好的方法是成為這裡的一員。(圖片攝影/陳弘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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