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市政府宣布，計畫將空軍司令部現址改建為社會住宅，出租給青年與弱勢族群。由於該地段為少數大面積精華地，結果引起正、反兩面不同看法。
其實，無論空軍司令部是否興建社會住宅，牯都不足以解決台北市房價高漲，中低收入戶無力購屋現象。所以，台北市的社會住宅政策應該如何定位？如何幫助那些弱勢族群？這些通案問題，恐怕比是否在空軍司令部興建社會住宅的個案問題，更需要社會關注。
社會住宅應該由中央政府推動，還是地方政府推動，或是兩者合作推動？根據日前行政院相關單位的說法，社會住宅主要是為滿足身心障礙者、家暴受害者與獨居老人等居住需要。若果真如此，則社會住宅的推動就應該由中央政府擔綱，也就是由中央政府規畫在何處？以及何種方式興建？包括中央政府如何負擔部分或全部財務補貼等辦法，並一體適用於所有地方。
至於地方政府如台北市者，僅適合擔任前述政策的配合執行者，恐怕不宜，也沒有能力，獨力推動這類社會住宅政策。因為解決身心障礙者、家暴受害者或獨居老人等居住問題，是全國一致性事務，屬於中央政府的責任。如果台北市單獨興建社會住宅，並充分滿足這些弱勢者需要，那麼其他縣市的身心障礙者、家暴受害者或獨居老人中，有居住需求者，就會設法遷入台北市，取得這項社會福利。於是在善門難開下，台北市的社會住宅不是租金太貴，就是僧多粥少。無論如何，都無力解決這些弱勢者的居住問題。
那麼地方政府在興建社會住宅上，難道就沒有獨自訂定政策的空間嗎？事實也未必。關鍵在地方政府要以改善住宅機能、提升城市競爭力，作為興建社會住宅的政策目標。
以台北市為例。台北市作為文化、商業與政治中心，不僅需要精英分子，更需要白領和藍領階級，共同參與都市發展。這些白領和藍領階級，多數是中、低收入者。他們在台北市工作，卻因為市區房價高漲，被排擠於郊外居住。如果台北市提供社會住宅，出租對象限於台北市有固定工作者，則不僅照顧弱勢，而且省卻他們往返工作與居住地的交通成本，同時減輕都市交通負荷。更重要的是，這種社會住宅創造了在台北市工作的價值，提升城市競爭力。
要落實上述政策涉及多項配套措施。包括哪些固定工作符合申請資格？入住者的合理等待期為多久？失去入住資格者如何搬離？這些問題關乎政策成敗，尤甚於空軍司令部應否興建社會住宅。
（本專欄隔周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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