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當天人在市中心的受試者親身經歷了恐怖攻擊，也表示自己產生了遭受威脅的感覺；而當時位置較遠的人，則是間接地經歷了這起事件。
當時離雙子星大廈較近的人不僅覺得自己的記憶較鮮明，還在描述記憶時用了更多文字，說了更多細節。其中一名受試者在描述那段經歷與其對個人生活的衝擊時，提到這樣的分歧：「我想和遠在加州的男友談論這件事時，總是覺得很困擾，他就是沒辦法理解我們對事件有著不同的經歷，還有因此而產生的不同觀點⋯⋯不久之後，我們就分手了。」
我不知道這些人的記憶是否精確，畢竟我並沒有請受試者們在911當天記錄他們的經歷，以和後來的回憶做比較。我和塔拉利柯與魯賓不一樣，沒辦法告訴你這些記憶和洗衣服等日常記憶有沒有差異、有哪些差異；但我能告訴你：對當時在場、眼睜睜看著高樓倒塌、看著遇難者墜樓身亡的人而言，他們對這些經歷的記憶，和對其他令他們印象深刻的事件經歷，有一些性質上的差異。相較之下，對當時是透過網路或電視得知世貿大樓倒塌的人而言，記憶雖然也鮮明，但卻和暑期實習或搬到新城市的記憶差不多。
「杏仁核」與恐懼、焦慮的關係
為了探索這些差異在大腦中的表現，我們檢視了參與者的功能性核磁共振造影數據。參與者在911當天和雙塔之間的距離，會讓他們在3年後回想當年事件時，表現出不同的腦部活動嗎？
我們找出了參與者回憶事件時的兩種大腦活動模式，這兩種活動模式能被視為線索，用來推測那個人在911當天是和事發現場近在咫尺呢，還是距離世貿中心好幾英哩。首先，我們觀察到了杏仁核活動的顯著差異。我在前幾章多次提到了杏仁核這個構造；在1927年，人們開始認真探討神經系統在調節情緒方面的作用時，他們沒發現杏仁核在其中扮演的關鍵角色。一直到1930年代晚期，研究者海因里希．克魯弗（Heinrich Klüver）與保羅．布西（Paul Bucy）才提出杏仁核和恐懼與焦慮情緒之間的關係：他們表示，顳葉內側（杏仁核所在的位置）受損的猴子似乎不再害怕任何事物了。不過，到了1956年，人們才發現這種情緒上的不足，是因為顳葉內側之中的杏仁核受損。自此之後，研究者們便針對杏仁核處理情緒、調節情緒對記憶影響力的功能，做了深入的研究與記錄。
相關動物研究顯示，杏仁核在表現恐懼、幫助動物認識危險刺激物這方面特別重要。舉例而言，大鼠在面對電擊等逆境時，往往會全身僵硬不動。牠們很快就會學到在哪些地方可能會被電，而如果研究者給牠們躲避的機會，牠們會避
免進入之前自己被電過的房間。然而，如果損害大鼠的杏仁核，牠們就不再會學到要避免這些危險地區，被放進之前電擊牠們的房間時，牠們也不會表現出恐懼（換句話說，牠們不會僵硬不動）。看樣子，在杏仁核無法正常運作的情況下，這些可憐的大鼠就是記不得自己經歷的創傷事件，所以不會去躲避危險。
在情緒性記憶的神經迴路這方面，我們人類和大鼠有點像：面對令人情緒激動的情境—例如車禍或遭受攻擊—之時，人類的杏仁核會產生劇烈反應，不僅影響了我們當下對於情境的情緒反應，還會在這些刺激性記憶的長期儲存方式這方面扮演重要角色。杏仁核會直接影響記憶儲存的方式，對其他記憶相關腦區—例如附近的杏仁核—傳遞訊息；另外，杏仁核也會透過壓力激素強化記憶，間接影響記憶儲存的方式。
我們可以假設，相較於911當天坐在自家客廳裡、透過電視機觀看爆炸影像的人，在世貿大樓倒塌時和原爆點距離不遠的那些人，杏仁核產生了較強烈的反應。雖然光是得知驚人的公眾事件就可能造成情緒刺激，但人們的情緒反應很可能會隨著他們對於事件的個人經歷而產生差異。
911當天身在都市鬧區的紐約人，身處我們所謂的「戰鬥或逃跑」（fight or flight）情境：在我們面臨危險，例如半夜有人闖進家裡，或者在森林裡遇到熊之時，我們的身體會做好行動的準備。這時候，人的心跳會加速，呼吸也會變得急促，我們會選擇逃離危險源頭，或者留下來和危險的事物一戰。9月11日距離雙子星大廈越近的人，感受到的生命危險就越是強烈，所以更須迅速做出反應。我們這場功能性核磁共振造影研究的參與者當中，麥特等當天距離雙子星大廈非常近的人們，在面對911那天的危險，就只有「逃跑」一個反應可選。我們都看過人群倉皇逃離倒塌的雙塔、努力逃離漫天塵雲與殘骸的照片，我猜照片中那些人體內的壓力激素含量非常高，甚至達到了空前的新高，而且可能過了好一段時間壓力激素量才逐漸降了下來。
雙子星大廈很高，塵埃形成了一大片雲朵，所以距離原爆點2、3英哩的人感覺自己離雙塔近了許多。我自己從2英哩遠處看著北塔倒塌時，就是產生了這樣的錯覺。我在前面也提過，當天天氣晴朗、視線佳，塵雲又擴散得很遠，所以我
感覺像是看到了附近的大樓倒塌。我猜我的杏仁核當時也發出了極強的訊號，告訴我「危險就在左近」，但應該沒有麥特的杏仁核反應那麼劇烈。
我們再看看我那位在中城上班的朋友，他的辦公室在我家北方，他能遠遠地看見煙霧、聽見疾駛向下城鬧區的救護車與消防車聲。他可能也感受到了一些危險，但他的大腦沒有急迫地發出逃跑訊號，也不覺得有必要立即採取任何行動。當時我朋友體內的壓力激素濃度或許比平時來得高，但應該遠遠不及華爾街上那些人，甚至和十四街上我看到的那名女性相比也不算高。
我說了這麼多，其實這都只是我以專業知識為基礎做出的推測，畢竟我並沒有在911當天取紐約市各處市民的血液樣本，也沒有在那天記錄他們的杏仁核活動。我倒是在3年後做研究時，記錄了麥特與另外22個紐約人的杏仁核活動—果不其然，我們請參與者回憶自己關於恐怖攻擊的經歷時，相較於當時人在中城的參與者，麥特等當時人在曼哈頓鬧區的參與者杏仁核變得較為活躍。我的參與者們在911當天離世貿中心越近，在回想當日情境時杏仁核反應就越激烈，而杏仁核信號和參與者的911記憶鮮明度與強度直接相關：參與者當時離原爆點越近，記憶就越情緒化、越鮮明，在回憶事件時杏仁核反應也越激烈。
處理畫面細節的「海馬旁迴皮質」
我們的大腦成像數據，還提供了另一個重要線索，幫助我們瞭解人們在911當天與世貿中心的距離，對回憶的影響。下城組受試者在想到9 1 1 事件時， 海馬旁迴皮質（parahippocampal cortex）的活動較平時還低。「海馬旁迴皮質」是會參與處理視覺畫面與辨識畫面細節的腦區，心理學者發現當人們在觀看情緒性事件時，注意力會集中在事件的刺激性面向上（如塔樓倒塌的部分），較不會去注意周邊的細節（如站在身旁的人）。結果就是，我們對周邊細節的記憶品質較差，所以在記錄與提取記憶時，後海馬旁迴皮質（posterior parahippocampal cortex）的參與度較低。如果在回憶刺激性事件時，海馬旁迴皮質的神經元較不活躍、杏仁核的神經元較活躍，那也許就能解釋為什麼在回憶突發事件時能夠清楚記得情緒性細節與自身感受，卻不見得能精確地描述周遭細節。
當我回想那天站在第六大道上，看著大朵大朵的塵雲迅速逼近時，我又能清楚地感受到當初的那股困惑感，也很快地有種回到過去的感覺。我在回憶時的情緒反應，會製造出記憶清晰又鮮明的感覺，而我認為自己的記憶完全真實，這有一部分可能是真的—我可能真的一清二楚地記得高塔倒塌，也記得自己對見到那一幕的情緒反應，這些是回憶中可能經過杏仁核處理的細節。不過回憶中還有其他細節，如街道對面那個女人身上的紫色裙裝，這些可能較受海馬旁迴皮質功能影響，所以這些細節的真實性，可能就有待商榷。
在檢視情緒性事件的記憶時，必須確切地明白哪些細節能記得比日常事件清楚、哪些細節會記得較不精確，而現在就有許多科學家致力研究這個問題的解答。我們目前還沒有明確答案，但我們知道在回憶生命中最記憶深刻的事件時，我們對記憶的信心並不代表記憶的精確度。這對於司法體系影響很深，尤其在探究目擊者證詞的真確性時，更應該考慮這點：即使證人不懷惡意，他們提出的證詞，也可能不盡真確。
以瓊．查爾斯．德梅內塞斯（Jean Charles de Menezes）的命案為例：2005年7月22日，德梅內塞斯在倫敦斯托克韋爾地鐵站遭倫敦警察廳警員槍殺。起初，目擊者表示德梅內塞斯跳過地鐵閘門，試圖擺脫警員，但不久後人們發現他根本就沒擺脫警察或者跳過閘門。目擊證人的證詞在許多方面都不真確，關於德梅內塞斯的衣著、警員的確切反應，以及朝德梅內塞斯開槍的次數等回憶，都兜不起來。後來真相水落石出，原來是警方將德梅內塞斯誤認為昨日炸彈攻擊未遂的嫌犯，其實他是清白的。事情始末相當複雜，因為警方沒能澄清事情原委，而是將重點放在目擊者極不精確的證詞上。最終，有人將真相洩露給新聞媒體，媒體指控警方散布不實資訊替自己脫罪。
記憶的功能，是利用過往經歷引導未來的思想與行動；如果某個事件在腦中特別突出，我們也相信那是真實事件，那無論是否具絕對真確性，我們都會以那個記憶為基礎而採取下一步行動。舉例而言，如果有天晚上你獨自在公園散步，突然遭到暴力攻擊，那你以後可能就不敢天黑後獨自走進公園。你是否精確地記得事情發生在公園哪個位置、攻擊者的面貌，或攻擊發生的確切時間，這些都不重要，大腦可沒辦法記住所有資訊；但你得對事件產生自認無比真確的記憶，這個記憶能時刻提醒你別在晚上獨自前往人煙稀少的地區。
在回憶這方面，我們要對於好事、壞事、醜事產生鮮明的記憶，這點相當重要—即使這些記憶無法完美地重現原始事件，那也沒關係。小孩子必須記得自己觸碰熱烤箱時那種可怕的灼痛感，以後才不會隨便從烤箱裡拿出熱騰騰的馬芬。考試不及格的鮮明記憶，能驅使我們下次更努力讀書、下次考好一點；我們能輕易地回想過往的心痛經驗，這對下段戀情會有幫助。我們相信自己能從過去的負面經歷中學到教訓，以在未來做得更好，這可能就是造就樂觀心態的一股推動力。樂觀主義者在回顧過去時不見得帶有正面偏誤，對現在的看法也不見得會過於正向；事實上，他們的特點是儘管過去嘗到沮喪與失望，還是會透過玫瑰色眼鏡，放眼未來。
本文摘自今周刊出版社《正面思考的假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