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某一年，有家報紙的頭條標題是：「樂觀潮席捲全國」。
這個標題所言不假，當時調查顯示，80％的美國人對接下來的4年抱持樂觀態度；63％的美國人相信個人的財務狀況將會好轉；71％的美國人相信總體經濟狀況會變好；65％的美國人認為失業率將會下降。那時美國到處瀰漫著樂觀情緒，而且這種現象不只停留在美國這片「自由的土地」上，不久後這把希望之火還傳到西班牙、義大利、德國、法國，甚至是人民以憤世嫉俗著稱的英國。樂觀心態從歐美漂洋過海，傳播到印度、印尼、日本、墨西哥、奈及利亞、俄國、土耳其、智利、中國、埃及與迦納；根據調查，迦納人是其中最樂觀的一群。接受英國廣播公司（BBC）與市場調查公司全球掃描公司（GlobeScan Incorporated）所調查的1萬7000人當中，有四分之三的被調查者預期未來會發生正面改變；而東亞、拉美、西非與伊斯蘭世界的17個國家，有15國認為不久後的將來會相當美好。
當時到底發生了什麼事？為什麼全球各地的人們，都產生如此廣泛又難以撼動的正向盼望？是在什麼時候，人們受到了鼓舞呢？歷史上究竟曾經發生了什麼事件，促使人口近3億400萬的國家中，有80％的人抱持樂觀態度，且一併感染全球各地的人？各位不妨來猜猜看。是1990年代，美國與全球許多金融市場蒸蒸日上的牛市盛況？是在柏林圍牆倒塌後不久，當時民主制度幾乎席捲世界，且世界各地的人都開始使用網際網路的那個時候？難道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因為全球各地數億人終於能放下忐忑的心，所以樂觀與快樂就這樣擴散到全球？還是說，是1969年人類初次登月成功，所以大家把對未來的希望推向高潮—因為人類覺得終於征服了世界？
越艱困，越依賴樂觀心態
答案是：錯、錯、錯。在金融市場穩定、經濟成長、科學與科技達到新成就，甚至是世界和平之時，樂觀心態都沒有以前所未見的方式席捲世界—樂觀心態達到高峰時，反而是全球經濟嚴重蕭條的時期。在當年，美國更是面對特別艱苦的日子，那或許是美國經濟史上最糟糕的時期之一，僅次於1930年代初期的經濟大蕭條。除此之外，當時反恐戰爭打得火熱，許多美國軍人都在伊拉克打仗。時間是2008年底，樂觀心態達到高峰，世界各地的人們紛紛抱持正面態度。
讀到這裡，你可能已經猜到在那段陰翳時期，究竟是什麼原因，為美國人民帶來希望：答案是一位在夏威夷出生、育有兩個孩子的47歲男人，《歐巴馬勇往直前》（The Audacity ofHope）的作者—美國第一任非裔美國人總統，巴拉克．歐巴馬。只憑一個人，怎麼有辦法鼓舞這麼多人、為這麼多人帶來希望？值得注意的是，當時的人們不是對自身個人的未來懷抱希望（我們現在知道，這本來就是人類的天性），而是對整個國家、整個世界的未來，懷抱希望（從我後續的介紹將可以看出，這是十分罕見的狀況）。
許多記者紛紛上街頭找答案，《金融時報》知名記者大衛．加德納（David Gardner）亦是其中之一，他訪問一般民眾，為何歐巴馬令全國充滿希望。「他為華府—尤其是白宮—帶來一套不同的價值觀和觀點，這些是我們過去8年，沒在華府看到的。」一名女性表示。又一名受訪者認為，瀰漫全國的樂觀心態，應歸功於歐巴馬「對各種不同想法的大方包容，還有他願意接受建議的開放態度」。歐巴馬的政見確實是以「改變」為基礎，他身為美國第一任非裔美國人總統，象徵的不只是少數族群—而是全體的進步。他的思想與治國計畫將帶來改變，有機會把美國導向降低貧富不均、市場穩定、國際關係良好等道路上。除此之外，他的言行舉止都顯得可靠、可信，許多人認為他和前任總統形成鮮明對比（「他和小布希〔George W. Bush〕不一樣。」有一人如此表示），以上都可能是令人民對未來抱持樂觀期望的理由。
然而，這並非故事的全貌。假設當時的美國沒有深陷慘烈的金融危機泥沼之中，人們還會如此樂觀、如此滿懷希望嗎？假如當時沒有每天平均數百人在軍事衝突中喪生的慘況，埃及、中國、俄國與迦納的人民還會全心全意地相信未來會更好嗎？答案很諷刺：不會，就如一名受訪者所說：「歐巴馬不能不成功。他必須成功，因為現在全世界都指望他了。」
不是只有在動盪不安的時代，人們才會對新總統充滿期待。在2000年大選過後，美國有49％的民眾相信小布希能成為表現卓越的總統；待他的第一屆總統任期結束，卻只有25％的民眾認為他的表現確實卓越。當東尼．布萊爾（Tony Blair）當選英國首相時，60％的英國人相信國家正在進步中；等到他離開唐寧街十號（英國首相官邸）時，還抱著這種信念的人只剩40％。無論歐巴馬最後是否不負大眾對他的厚望，事實上，人們的樂觀期待之所以遠高過基準值，很可能不是因為歐巴馬有多優秀，而是因為人民迫切需要聽到好消息。
在艱困時期，人們會比和平時代更加依賴樂觀心態。面對生活中的種種困苦，我們會焦急地尋找任何一點小確幸，而歐巴馬正好提供了人們所需的那一片柳暗花明。他在就職演說中，毫不避忌地點出時代的艱辛：
眾所周知，我們正處於危急存亡之秋。我們的國家正在戰鬥，對手是充滿暴力與仇恨且影響深遠的網路；我們的經濟狀況非常羸弱⋯⋯人們失去家園、失去工作，企業連連倒閉。我們的醫療服務太過昂貴；學校教育系統辜負了太多學生；而每一天都有新的證據顯示，我們使用能源的方式反而助長了敵對勢力，同時也威脅到我們所住的這顆星球。
不過除了當前的困苦之外，他還描繪了心目中充滿希望的未來：
前方的道路會很長，上攀的路途會很陡，我們可能沒辦法在一年，甚至是一段時期之內就到達目的地。但是，美國啊，今晚我心中充滿了希望，深信我們能走到那裡⋯⋯美國可以改變，我們的聯邦制度能變得更加完美。我們已經達成的成就，為我們帶來了希望。我們將來不僅能夠，也必會達成更多的成就。
催產素提升，使人信任希望
當時全球有無數人藉由電視、收音機、網路，或是現場聽見歐巴馬這段勝選宣言。假如你是眾多聽眾或觀眾之一，請試著回到那一刻。你會怎麼形容自己當時的情緒反應？當時的你，心裡產生什麼感受？「我感覺到有一股暖流湧過胸膛，然後喉頭就開始哽咽。」一名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的學生，如此描述自己的反應。那時的你，也同樣有這種感覺嗎？柏克萊分校的科學家，將這種感受稱為提升（elevation）。
維吉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Virginia）心理學者強納森．海特（Jonathan Haidt），致力研究「提升」這種情緒。他將「提升」描述為憤世嫉俗情緒消失、希望與樂觀油然而生的感覺，也提出這種情緒背後可能的生理機制。根據海特的說法，在產生「提升」情緒的情況下，迷走神經（vagus nerve）受到刺激，接著會刺激身體釋放催產素（oxytocin）。迷走神經是我們的12對腦神經之一，一端連到腦幹—腦部在演化上歷史久遠、在調節維生功能方面無比關鍵的一個部分—另一端則延伸到頸部、胸部與腹部，能將感官訊息傳到腦部，反映身體的內部狀態；也能將訊息從腦部傳送到身體其他部位。海特指出，當迷走神經受到令人產生「提升」感的事件刺激後，會使身體釋放催產素。
想想你上次擁抱某人、懷抱嬰兒、撫摸小狗或發生性愛的時候，在那些情況下，你的體內都在釋放催產素。催產素是在下視丘（hypothalamus）產生（位於大腦底部，能分泌神經激素），貯存在位於下視丘下方、能分泌激素的腦下垂體（pituitary）裡；在受到上述刺激時，催產素會被釋放到血液中，並且和大腦中的受體結合，其效果在負責處理情緒與社交行為的腦區會特別突出。
當體內催產素濃度高時，我們對社交刺激的疑慮會下降，能較有自信地將笑容解讀為正面訊號，進而降低社交焦慮，促使我們表現出親近行為（approach behavior）。在一次大腦成像的研究中，實驗參與者被施予催產素後，立刻看了一張張傳達不同情緒的臉。在被施予催產素後，這些參與者能較輕鬆地解讀他人的表情，結果負責處理社交訊號—尤其是模稜兩可的訊號—的杏仁核較不活躍。
由於社交壓力與不確定感減少，再加上親近行為增加，人與人之間的信賴感就會有所提升。既然如此，那人們在被施予催產素後，會不會較願意相信陌生人呢？為測試這個假設，科學家採用他們最愛用來測試信賴程度的方法，也就是所謂的「信任遊戲」（the trust game）。遊戲由兩名實驗參與者進行，一人扮演「投資者」角色，另一人扮演「受委託者」角色。我們假設喬是投資者，馬多夫是受委託者。喬和馬多夫一開始各持有20元。身為投資者的喬可以把一些錢交給受委託者馬多夫，假設喬決定把5元交給馬多夫，在他將這筆錢交給馬多夫時，實驗者便將這筆錢乘以三，於是馬多夫會收到15元。這時，馬多夫可以決定把所有錢留著（那麼可憐的喬就損失5元），也可以把一些錢還給喬；最公平的做法就是給喬超過5元的一筆錢，如還他7元。至於喬呢，他就只能相信馬多夫會公平地對待他，等著錢進帳。
在實驗室讓受試者們玩信任遊戲時，科學家發現喬經常選擇相信馬多夫，把錢交給對方。有趣的是，如果在喬的鼻腔裡噴一些催產素，他就更願意信任馬多夫，也更願意把錢交給對方。但事實上，他不該這麼信賴馬多夫的，因為馬多夫並不會因為收到更多資金，就把更多錢還給喬。那麼，歐巴馬的演說是否刺激了聽眾，讓他們體內釋放催產素呢？看到大眾對他的信賴，我相信當時眾人體內的催產素濃度都有所提升。人們相信歐巴馬—他承諾要為人民帶來更好的未來，於是大眾決定相信這個希望。
本文摘自今周刊出版社《正面思考的假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