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緊握方向盤 把愛肝熱血 送進107個偏鄉

海拔一千四百公尺高的台十八線阿里山公路，一輛破舊的福特七人座休旅車吃力地往山上爬，引擎笨重地噗嚕噗嚕響，劃破清晨四點山間的寧靜。這是前往阿里山達邦部落的唯一道路，但現在車窗外起著大霧，沒有人看得到這條路。

坐在駕駛座的「黃老師」緊盯著眼前的防風玻璃，謹慎地踩著油門，心裡想著：「不要怕，沒事的！」上回，她也是這樣咬著牙，在颱風過後的暴雨中開進牡丹鄉。還有一次，車子開在中橫爆胎了，她處變不驚地踩著煞車滑行，把一車子的醫護志工，以及兩台價值共二百萬元的攜帶型超音波機帶到安全的平台。

這是肝病防治學術基金會（以下簡稱肝基會）的專屬篩檢車，作為民間愛心組織，省吃儉用是基本態度，二十年來靠各界捐款維持營運的肝基會，只換過一次車；但，握著方向盤的手，始終是同一人，那就是人稱「黃老師」的黃婉瓊。是她這雙緊握方向盤的手，帶領著肝基會的同仁及一群志工，用二十年的時間深入台灣各地，做了三六一場免費肝病篩檢，服務超過四十萬人次，全台一六四個偏遠地區鄉鎮，她就去了一○七個，換算她走過的里程數，足足可繞行台灣一七七圈。

專長統籌  篩檢講座屢獲好評

載著一整隊專業醫療團隊到處跑，黃婉瓊卻是整個團隊中最沒有醫療專業的一員。時任肝基會執行長的許金川教授回憶：「我們當初成立基金會，朋友們都來幫忙，黃老師就是其中一位朋友的朋友，但她不是學醫也不是學護理，我也不曉得可以讓她做什麼。」

之所以人人都稱黃婉瓊為「黃老師」，是因為那年她才剛退休，結束長達三十年的小學老師身分。理應高享清福的她，按捺不住古道熱腸的個性，只因為「想做點公益活動」的念頭，就加入了肝基會的行列。

過去，黃婉瓊在學校熱血帶過扯鈴隊、跳繩隊，編舞、帶活動總難不倒她，當她面對肝基會才剛租下來、空蕩蕩的辦公室時，心想：「醫療我不行，辦活動我總行吧！」

前幾個月，黃婉瓊只有二萬元的薪水。「她連影印都會卡紙，我本來很猶豫，要不要請這個人，但現在想起來，真是虧待她了！」許金川回憶著，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一九九六年，肝基會在台大醫院舉辦了第一場的免費篩檢及肝病防治宣導講座。當時，排隊的人潮從院內排到院外，黃婉瓊果然發揮統籌專長，把現場動線規畫得有條不紊。最後，篩檢活動不但獲得熱烈回響，「黃老師」的能耐終於也讓許金川更有信心，他決定，要開一輛「肝病篩檢車」到全台走透透。

「我從以前就很習慣開車，也對自己的駕駛技術很有信心，一聽到許Ｐ要開車服務地方，我就自告奮勇當開車的人了。」黃婉瓊說得寫意，但其實，她所做的遠比一名稱職的駕駛還要多。

今年七月中旬的某一天，肝基會的篩檢車又開入偏遠山區。到了目的地，大嗓門的黃婉瓊還沒打開車門，就忙著叮嚀大夥兒防蚊，因為肝基會服務團今天要在山中度過一夜一天。

苗栗縣泰安鄉斯瓦細格部落，一個被群山環繞、坐擁溫泉的小部落，全村在籍人口大概才上百人，肝基會到訪的這一天，就有六十多位居民來做篩檢。高齡九十三歲的徐奶奶特地借出自家客廳和院子，一大清早就坐在院內，望著志工忙進忙出。

你可能不曉得，這樣一場偏鄉篩檢服務，必須提早在前一年就規畫好，實際出動更是大隊人馬。從指引你坐下來領單填表的志工，到替你抽血的當地衛生所醫護人員，還有肝膽腸胃專科醫師為你做超音波掃描，若發現肝臟真的有問題，一旁的諮詢志工隨時上前解惑。

在人群中，只見黃婉瓊指揮若定。她從容地說：「到偏鄉，一定要先跟地方衛生局、衛生所聯繫好。」能雲淡風輕說出這句話，是因為她已事先親訪三次。黃婉瓊笑稱，每次出門，都像是要「打選戰」一樣。這次大方出借自宅的徐家人，就是受到肝基會的使命感所感動。

現場，一位牽著小孩來做檢查的媽媽驚喜叫道：「我們來做免費檢查，你們還送禮物啊？」她從黃婉瓊手上接過一袋東西，裡頭裝著一包米粉、兩罐醬油。黃婉瓊雙手蓋在主婦提著禮物的手上：「這些都是基金會收到的愛心捐贈，要吸引更多的人來關心自己的健康。」

為了「服務更多人」，有時候肝基會也補助偏遠地區的鄉親交通費。要聯絡哪幾位鄰、里長？要包幾輛車？有多少人報名？這些細節也是「黃老師」一手包辦。不過，對於肝基會來說，勤走鄉里只是第一步，辦出一場篩檢是第二步，篩檢後的追蹤關懷才是重頭戲。

▲許金川（中）率肝基會到偏鄉做篩檢，都靠黃婉瓊（左）與當地民眾事先溝通聯繫。

走遍全台  造訪最邊陲東引島

然而，肝基會畢竟只是民間組織，真正要落實追蹤工作，還得靠地方衛生機構。有時，地方鄉公所也會受到肝基會的帶動，更積極從事相關衛教服務。像這天，泰安鄉衛生所就趁著肝基會的免費篩檢活動，同時推出免費愛滋病篩檢服務。民間與政府，相輔相成。

「肝病列車」自從一九九五年啟程，花了十二年走遍台灣各級都會區，二○○七年起，開始進入偏鄉。黃婉瓊的腳步，最高到過阿里山達邦部落，最遠甚至到過中華民國主權最邊陲的東引島。

肝基會副執行長粘曉菁讚道：「你會在黃老師身上看到一位很強的執行家，她就好像一名武將。我們常常清晨四、五點天還沒亮就要出門，忙了一整天回來，她還會很開心地說『我們這次又救了一個家庭！』真的很鼓舞人。」

▲黃婉瓊靠著過人的執行力，包辦每場篩檢活動的事前場勘、細節規畫乃至現場指揮。

親力親為  把遺憾轉變成動力

今年已「高齡」七十三歲的黃婉瓊，總是走在隊伍的最前頭；一手拿著文件夾、一手忙打電話的她，總是最忙碌；穿著牛仔褲、腳踩高跟鞋的她，也總是最有活力。「我還記得，一九九六年，我們篩檢出一名罹患肝癌的年輕人，讓他及時接受手術而康復，他平常在拾荒的父親撿了一個月的垃圾，寄了五十元到基金會感謝我們。」「有一次，我們到梨山做衛教宣導，一位種水梨的老榮民聽完馬上打電話給兒子，要他不要擔心Ｂ型肝炎帶原，勇敢去結婚生小孩。」

在黃婉瓊心中，固然有許多受到肝基會及時救援的笑顏，但也有讓她掛懷的遺憾。

ＩＣＲＴ知名ＤＪ「大衛王」曾因協助肝基會舉辦音樂會而與黃婉瓊結緣，當年受邀做過全套肝病檢查的他，已知自己是Ｂ型肝炎帶原者。「黃老師」不時提醒他：「有空要再來追蹤哦！」但當時身強體壯的「大衛王」總推說工作忙，甚至自豪地說：「我有在跑步，身體很好啦！」

「他不曉得，有運動、體格好，只是代表心肺功能好！」黃婉瓊幽幽說著，突然有點氣憤。○三年，台北全城籠罩在ＳＡＲＳ（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陰影，「大衛王」因頻尿就醫，意外發現肝臟長了一顆十二公分的腫瘤，緊急動刀切除右葉肝臟。

黃婉瓊再見到他時，他已經結束兩個月的術後休養，回到工作崗位，並積極練氣功養生。那時，「大衛王」四處分享抗癌經驗，但八個月後，癌細胞還是轉移到了肺部。翌年，癌細胞再次無情地轉移至腦部。

年僅三十九歲的「大衛王」曾感慨地問主治大夫許金川：「我有沒有機會看到我的小孩背著書包去上小學？」看遍無數肝病患者的許金川，看著病床一旁還在襁褓中的嬰兒，喉頭哽著，久久無法回答。那年，誰都沒能留住「大衛王」。

回想起這段故事，黃婉瓊反覆說：「如果我當時每天三不五時提醒他、逼他做檢查，他現在還能活著，還能看著兒子長大！」也是因為心中曾有遺憾，黃婉瓊發心走遍台灣角落的腳步始終沒有停，但有時候，她也得和時間賽跑。

「我們曾規畫要用三年的時間把台東跑完。跑到第三年，在鹿野遇到一名種釋迦的熱心果農，又幫我們綁紅布條、又幫我們到處宣傳，結果活動開始，他一躺下來照超音波，竟然照出好幾顆彌漫性腫瘤⋯⋯。」最後，釋迦果農也沒能再回到釋迦田裡，採收最甜美的釋迦送給黃婉瓊等人。

「如果我們早一年開始跑台東，也許就來得及了⋯⋯。」想起來不及挽回的生命，每一條都是「黃老師」心中沉重的回憶，「能救一個，是一個啊。」

最大心願  肝病醫療網盡早成形
 

正因為一股沛然於胸的使命感，讓「黃老師」成為許金川重要的左右手，也成為肝基會最重要的「地下執行長」。許金川感佩地說：「真的是非她不可！」接著透露另一段往事：「有一次，我們出門做篩檢的前一天，黃老師的媽媽病危，住進了加護病房，但她隔天還是跟我們一起出發。」「結果，黃媽媽就在那時離開了。一直到中午工作告一段落了，同仁告訴她，她的眼淚才掉下來。」

在許金川心中，「黃老師」是帶動整個基金會前進的火車頭；在女兒心中，她則是用最大付出，換來心靈的富足。

黃婉瓊的三女兒、知名節目主持人陳斐娟透露，母親退休二十年，每天都要晨泳，即使遇到颱風或寒流都不曾間斷。她感性說道：「媽媽參與這些活動，常要面對病友的生離死別，但這讓她對生命更珍惜、對死亡更豁達。看著媽媽因投入公益活動而喜樂，讓我們這些小孩知道，心靈的富足比財富的富足更重要。」

也因為如此，黃婉瓊對這「熱血」的晚年生活樂此不疲。「真的要說累，你去看許Ｐ穿著一腳一百元的廉價皮鞋，走到腳都受傷了還無動於衷，我這樣算什麼？」而她唯一的心事居然是「希望基金會能慢慢擴散各地據點，形成醫療網。」

採訪期間，黃婉瓊不斷強調：「最重要的，還是要感謝所有捐助人。」不斷要我記下有恩於基金會的善人們，卻絲毫沒有察覺，她自己是天字第一號，捐了光陰、捐了體力，更捐了熱忱的「大善人」。

▲媽媽熱心公益，女兒陳斐娟（右）也不落人後，每年主持肝基會周年慶祝大會。(攝影/林煒凱)

黃婉瓊（左）
出生：1941年
現職：肝病防治學術基金會執行總監
經歷：松山國小退休教師
學歷：台北師範專科
家庭：已婚，育有4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