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龍法律 害九十歲阿嬤離不了婚

當婚姻關係中的雙方長期處於不對等的狀態，一方控制、壓迫；一方隱忍、犧牲，將會是一場災難。日前高齡九十歲的阿嬤余菊妹表示，因為丈夫長年專制霸道、對婚姻不忠，決定將離婚官司打到底，結束分居二十五年、共六十六年的婚姻，堅持「死後，決不入夫家祠堂。」

余菊妹自二○一一年起向法院訴請離婚，雖一審判准，但是丈夫上訴後，高等法院以「婚姻無重大破綻致無法繼續維持」為由駁回。目前，案件已提起上訴，余菊妹在「台灣女人連線」與「台北市女性權益促進會」的陪同下，在七月二十三日召開記者會，她顫巍巍拄著助行器，泣訴結婚多年的苦處，也對於高等法院的判決，強調無法接受。

優良教師 助丈夫升職

她的故事引起社會不少共鳴，台灣女人連線祕書長蔡宛芬說，記者會後他們接到為數眾多的支持電話，有許多人表達相似心聲；甚至連知名音樂人許常德也找上家屬，表示要為余菊妹作一首歌，作為支持。

余菊妹的故事，是許多台灣傳統女性的心聲，結婚後，為家庭獻上一切時間、金錢和心力，吃苦耐勞，在家中是無聲安靜的妻子與母親。她在老年拚盡力氣也要離婚、卻離不成的遭遇，也讓人再次檢視台灣現有離婚制度是否合宜。

七月二十六日晚上，余菊妹在長子與媳婦陪同下，接受《今周刊》訪問，緩緩說出六十六年婚姻的血淚史。

生於日據時期的余菊妹，雖只有小學畢業，卻自修考上教師證，從工友一路當上老師，並多次獲頒全國優良教師。允文允武的她，不但是學校合唱團的指揮，也是排球、桌球好手，是當時重男輕女社會中少見的人才。

在車行上班的先生，對她一見鍾情，先後找了六位媒人至家中提親，好不容易說服余菊妹的母親把女兒嫁給他。豈知，余菊妹的婚後生活，完全不如自己原本的美好想像。

「學校的員工旅遊，我從來沒有去過。」余菊妹說，每一次想要參加，先生總是高聲怒罵駁斥，但為了顧全丈夫面子，余菊妹總是以暈車為由回絕。作為教師的她，薪水雖比先生高，卻沒有過好日子的命，除了養四個小孩，還要照顧先生三位年幼的弟弟，用自己的薪水負擔他們的學費，這一照顧，就超過十年。余菊妹描述，每天準備便當時，孩子與小叔吃的是菜和肉，但她就是以梅干菜湯和冬瓜湯裹腹，想來相當心酸。

出國旅行 像狗一樣跟著

後來先生由車行轉至台灣合會（現今中小企銀）上班，當年為了幫先生拚業績，余菊妹每天從學校下課後，就到各處拜訪親友，招攬會員辦存戶，「我走到鞋子都破了、腳也起了水泡。」最後，先生的五百萬元業績中，她就拉到超過兩百五十萬元，幫助先生以全台第一名的成績，順利升上正式職員。

曾經，余菊妹帶著小叔出外添購衣服而晚歸，一回到家，迎面而來的，便是先生不分青紅皂白的一巴掌。

這一巴掌，雖打出她離婚的念頭，但在保守的社會風氣中，縱有再大的苦，她也忍住了。

直到一次家族至歐洲旅行，在旅途中，余菊妹形容自己「就像一隻狗一樣，只能跟著他」，先生拿著兩人的飯店餐券，卻丟下她自己去用餐；余菊妹因為腳開過刀，上洗手間花了較久時間，先生便在別人面前笑她「是不是掉到糞坑裡」，各種羞辱讓她初次萌生自殺念頭。

余菊妹表示，在長達六十六年的婚姻中，丈夫除了言語恫嚇，更是外遇不斷，兩人的婚姻關係早已名存實亡。直到一九九○年，余菊妹滿六十五歲退休的那一年，以照顧孫女為由，從桃園搬到台北的長子家住，從那一天起，兩人分居至今。

在台灣，分居並不構成請求離婚的理由，但余菊妹在年歲增長、兒女相繼成家後，仍將從未消弭過的離婚心志付諸行動。在溝通過程中，先生毫無意願，宣稱「只要拿離婚協議書來，我就把它撕掉丟進馬桶」。

於是，除了到戶政事務所辦理取消冠夫姓，以表明決心，余菊妹也在兒子的支持下，提起離婚訴訟。

二審逆轉 勸合不准離

然而，雖然一審判離，但是案子進到高等法院後，有了一百八十度的逆轉，法官展現明顯勸合不勸離的態度，最終將離婚判決駁回，並在判決書中提到，「兩造分居後仍有聚會或出遊，其間曾發生不愉快事件，僅屬偶發，兩造婚姻並未發生重大破綻致無法繼續維持」。

綜觀二審法官的改判，專辦家事案件的德貞律師事務所律師莊喬汝認為，主要有兩大原因，一是高等法院沒有專審家事案件的法庭，法官相關專業不足；第二，則是現行法律設計，讓結婚容易、離婚難。

「家事糾紛有別於一般案件，沒有絕對的是非輸贏，因此更需要專責的法庭。」莊喬汝說，家事案件的判決，最重要的是讓當事人能適得其所，走入人生的下一個階段，因此，法官必須經過特殊的在職訓練。

莊喬汝說，本案件的一審由桃園中壢地方法院家事庭辦理，受理法官要求余菊妹的三位兒子，分別寫出從小到大的家庭成長過程、生活，以及對父母關係的觀察，以作為判定基準；但在高等法院中，卻沒有同樣的專業機制。

「雖然高院宣稱有家事專庭，但從數據看來，審理此案的法官，處理家事案件的比率，最高不超過一七％，根本是有名無實。」蔡宛芬認為，這樣的法官，難以深入不同案件，不易有足夠的同理心。

▲離婚訴訟在台灣曠日費時，90歲的余菊妹隨手就拿出一疊相關訴狀，相當無奈。

有責主義 缺證明難離婚

在台灣的離婚方式分為兩種，協議離婚和裁判離婚，前者只要雙方同意就可離婚，條件自行談妥，不需公權力介入；倘若雙方協議不成，亦可根據《民法》第一○五二條規定，向法院提出訴請裁判離婚。

離婚訴訟難成的另一原因，在於台灣法律對於離婚的觀念，是採取「有責主義」，而非「破綻主義」。

所謂「有責主義」，是離婚必須要一方有過失，則受害者可提出離婚。因此，在台灣，離婚訴訟能成功，要有重大事由，例如證明對方有家暴、外遇、重大不治的疾病等，就算是如余菊妹已分居二十五年、夫妻感情早已不存在的例子，也不符合離婚的重大事由。

台大法律系副教授陳昭如表示，針對離婚自由化，《民法》於一九八五年首次修正，在規範裁判離婚事由的第一○五二條，增加第二項的概括事由（有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二○○八年則進一步放寬家暴離婚的要件；但是將分居納入離婚事由、致以婚姻「好聚好散」，至今仍然未通過修法。

也因此，余菊妹在無法提出丈夫外遇或家暴的證明下，加上遇到缺乏家事案件專業的法官，這個婚，就無法離成。

法律過時 忽略婚姻本質

「台灣相較於歐美，離婚的門檻太高，是過時的法律。」莊喬汝律師認為，現行的制度缺乏彈性，忽略婚姻的本質是：兩個人想要共同生活的意願。

高齡九十歲的余菊妹，在人生的最後階段，不放棄離婚訴訟，為的是爭取一個「不屬於夫家」的身分認同；結果如何仍在未定之天，然而可以確定的是，這個社會上還有許多類似的故事上演著。離婚自由化的道路，台灣，還有好長的一段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