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三年五月十九日，被省政府判死的黃溫恭，在槍決前夕寫下給家人的遺書。五十六年之後，家屬終於收到了，如今黃妻楊清蓮已成失智老人，但她忘不掉的，卻是找不到身分證的恐懼。
「我的小皮包呢？你有沒有看到？」
「媽，就在茶几上。」
黃老太太拿起小皮包，立刻打開，翻出一張身分證，看了又看，然後放心地把它放回皮包……才一會兒工夫，老太太又拿起皮包、翻出身分證，一樣看個清楚，又放回去。重複的動作，一做再做。
她的女兒黃春蘭跟老太太說：「媽，不用擔心身分證。不見的話，我再幫妳辦新的就好。」
「不行、不行，警察就要來檢查，丟掉會被抓去關。」
其實黃老太太罹患阿茲海默症很多年了，雖然她已經失智，但唯一不忘的是「時時檢查身分證」。因為她生活在台灣白色恐怖的年代，而她的先生正是那年代的被害者，警察三天兩頭會上門「戶口調查」，她養成了隨身帶個小包包，裡面隨時放著身分證的習慣。
現在什麼都忘了，但卻忘不掉恐懼！
黃老太太的先生是黃溫恭，出生在高雄路竹。父親是村長，也是當地的中醫。黃溫恭後來赴日求學，畢業於日本齒科專門學校，就是現在的日本齒科醫學大學。黃溫恭後來被徵調到中國東北去當軍醫，因此他也擁有外科醫師的執照。戰後回到台灣開業，是高雄路竹唯一的牙醫。黃娶了小學老師楊清蓮小姐，生下一男兩女，後來搬到屏東，擔任春日鄉衛生所的醫師。
黃醫師逃過戰爭，保全性命回到家鄉，又建立美滿家庭，本來應該幸福快樂地生活。沒想到台灣先是發生二二八事件，接著國民政府撤退台灣，台灣省政府宣布戒嚴令，開始了歷史上時間最長的戒嚴時期，也開始肅清「匪諜」的「白色恐怖」時期。
而黃溫恭因為同學陳廷祥被捲入「叛亂」案，他也因此被捲入。當時抓人真的可說是用「捲」的，只要有點左傾思想或被人誣陷或同學、朋友關係，一旦被「捲」到，就無辜犧牲，本省外省都有。
一九五○年代估計有四千多人遭到處死，逾八千人被判十年到無期徒刑。而黃溫恭被判定是「中共臺灣省工作委員會燕巢支部的成員」，本來是判十五年，送到蔣中正手裡，改判死刑。
三十三歲的他在一九五三年五月十九日、槍決前的夜裡，寫下給家人的遺書，其中有給尚未出生女兒黃春蘭，及妻子楊清蓮的字句。
但是這些遺書，黃家人並沒有收到。當時是白色恐怖最血腥的十年，每隔一陣子就有一批人大清早從牢裡押出，立刻送到刑場判決。死刑犯在刑場槍決前、槍決後，都要各拍一張照片，送到總統府「備查」，證明要殺的人真的已經殺了。屍體由台北極樂殯儀館運走，通知家屬領回，期限三日。
遺族失智 卻忘不了恐懼
遺族失智 卻忘不了恐懼
來領屍體要繳大筆的「修補屍體槍口費用」，有些繳不起錢，或者當時在外地、交通不便，來不及領回的，還有不敢來領的，外省人在本地無親無故的。沒人領的，統統送去國防醫學院當教學材料，事後再掩埋在台北市六張犁亂葬崗。而死者的親屬多半深怕禍及幼小，從此噤聲隻字不敢提。只能心中暗自流淚、嘆息。
而黃溫恭未曾見面的女兒黃春蘭，當然對父親沒有印象，也不曾聽母親提起關於父親的事。直到她的女兒張旖容在二○○七年一場「二二八紀念基金會」主辦的文物展上，看到一份被槍決的政治犯名單，發現外公「黃溫恭」的名字。她向國家檔案局申請外公的資料檔案，這才發現檔案中夾著五份遺書。檔案局本來不想歸還，經過兩年八個月奔走爭取，還開記者會，檔案局才退給家屬。
黃春蘭這時才收到父親寫給她的遺書，遲來五十六個年頭的父愛！而楊清蓮女士，也就是黃老太太，收到遺書時已失智，連家人都認不得，當然聽不懂遺書的內容，更感受不到丈夫對她最後的愛！唯一在她腦中的殘影，竟是不可找不到「身分證」那深深、深深的恐懼！
這不是一家人，或幾家人的悲痛，這是一個時代的創傷。縫補傷口的第一步就是要「找到真相」，「誠心正意」地找真相。還有即使傷口縫補，也要時時檢視「疤痕」。我們不能避開它，或任由它隨時間而去，這樣下一個傷口還是會不時再出現。
黃溫恭遺書內文。(▲點選圖片放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