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法重來的奢華滋味

一九六九年秋天，在失學兩年之後，我終於有機會重回學校。白天工作，晚上則進補校念高中普通科，開始了之後包括五年大學夜間部在內長達八年的工讀生活。

當時的薪水比起兩年前的三百塊當然多出許多，不過同時卻也增加了房租和學費的開銷，因此並沒有寬裕多少，但精神上倒是挺高昂而且滿足，因為當時曾經那麼單純地相信著：只要可以繼續讀書。那時候租雅房住在吳興街，隔壁的室友來自恆春，和我同年「同命」，也是初中畢業之後就來台北工作，一樣半工半讀，只是不同學校不同科，他念的是電子。

恆春仔喜歡看棒球，我喜歡看電影，所以星期假日兩個窮小子的娛樂不是去市立棒球場看免費的比賽，就是去附近的青康看電影。
 

有電影與快餐就開心的青春

青康在敦化北路幼獅電台隔壁，設備很陽春，當時一張票七塊錢，兩部電影連續放，而且不清場，所以一旦遇到喜歡的電影，我們通常會連續看兩遍，一連看四場，從進場時的豔陽高照看到出場時的滿天星斗，加上劇情畫面仍在眼前持續停留，於是出了戲院的剎那經常會有一種恍如隔世、不知身在何處的虛無感。

喜歡電影卻很少去西門町的首輪戲院看，因為票價對我們來說太貴了，一場首輪可以看五、六場青康，所以「哪天口袋有錢，我們一定要去西門町看電影、吃西餐」成了恆春仔的口頭禪。

如果沒記錯的話，後來好像是《屋頂上的提琴手》這部電影上演的時候吧，兩個人同時都聽彼此的同學說好看，加上月初剛領錢，於是某個星期天兩個已經耐不住焦望的小子，心一橫就往西門町闖。

電影看完，恆春仔卻忘了那個始終念茲在茲的吃西餐的願望，反而問我說：「要不要去吃快餐？」然後我們進了一家日式食堂叫作「美觀園」。

當年的美觀園真是大眾化到一種近乎草莽的程度，服務生是一群年齡和我們相近的孩子，經常毫無顧忌地一邊招呼客人一邊彼此吵嘴，有時候甚至是站在客人身邊也能一轉頭一連串的髒話罵出口，而客人似乎也習慣了，絕不會誤以為是在幹譙他們。

那天我們進去的時候一個矮個子的服務生正被其他人圍剿，好像是點錯菜又搶了別人先點的東西，師兄們不但罵甚至還輪番用「五斤枷」敲他的頭，他一直用手護著，卻一直被掰開，然後我們聽到他帶著哭聲重複地說：「他們都說日本話，我哪聽得懂？我哪聽得懂？」而師兄們也學他的哭腔重複地說：「啊你是頭殼裝屎！頭殼裝屎！」

後來領班下樓罵人了，所有人才散開，而男孩就認命地走到我們的桌邊來。

他把菜單拿給我們看，然後安靜地站在那邊用袖子擦眼淚。他穿著一件拆去學號的中學舊夾克，一條油漬斑駁的卡其學生褲，腳上是髒兮兮的藍白拖，而頭髮一看就是從光頭直接竄長的模樣。

我在等曾經來過幾次的恆春仔點菜，沒想到他卻一直偷偷地瞄著那男孩。男孩一直低頭摳著指縫，並且斷續抽咽著，好久之後才突然回魂一般，沙啞地問我們吃什麼。

「快餐兩份。」恆春仔說。

男孩一聽竟然稍稍笑了起來，說：「這個最簡單！」然後便很有自信地走向櫃台，一邊大聲地喊道：「八番，Lunch兩份！」

恆春仔看看我，忽然說：「像不像兩年前的我們？」

像。

兩年前的我們也是這樣，頭髮長長了，天氣轉涼之後把包袱裡的學校夾克翻出來，仔細地用刀片把繡在上頭的學號挑掉之後穿起來。

卡其褲、藍夾克、膚色比台北人來得深一些的孩子們分布在城市的各個角落，在鐵工廠、在修車間，在水電行……，在師傅的咒罵聲中慢慢成長。

著名的美觀園快餐來了，用模子蓋出來的船型白飯，一大坨切得細細的高麗菜絲覆蓋著一片炸得金黃並且塗著番茄醬的豬排，旁邊則是圓形的ham一片，上頭一坨美乃滋，正好可以和著高麗菜絲吃。

其他餐服務生送來的餐具是筷子，而快餐卻是送刀叉。

我們笨拙地切著豬排，把盤子切得吱吱響。

「我們吃日本料理順便吃西餐！」恆春仔得意地說，嘴邊一圈美乃滋。
 

青春與單純美好都不再的現在

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果真如此。

之後每個月初領薪水，看一場首輪電影、吃一次美觀園的快餐取代了米粉湯，成為另一個階段自我慰勞的儀式。

西門町還在，美觀園還在，快餐的樣子也幾十年都沒變，不在的是往日的青春以及當時那麼單純而美好的信念：只要可以繼續讀書，未來就不會沒有希望……。

當然那些穿著藍夾克、卡其褲、一頭亂髮的男孩也都不在了。

他們都老了。
（本專欄隔周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