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黃土地孕育出堅韌生命力

楊照

教育

CFP

826期

2012-10-18 1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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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於動盪年代的中國作家莫言，拿下今年諾貝爾文學獎，他的魔幻寫實風格受到全球矚目，創作泉源竟然是來自於飢餓，以及對於食物的渴望。莫言的小說反映質樸的農民性格，敢說、敢做、敢想，沒有一點掩飾與詐偽，每篇作品都是來自於底層老百姓。

十月十一日晚間，新聞宣布中國作家莫言得到今年的諾貝爾文學獎，隨後接受媒體訪問時，莫言開玩笑地說了一句：「明天可以吃三頓餃子了！」

這句話其實是有來歷的。莫言在山東高密鄉下長大，成長過程中留下的最強烈記憶，就是飢餓。這也難怪，他出生於一九五五年，出生三年後，什麼都還不懂，就遇上了「大躍進」，以及隨後的「三年饑荒」。到他十一歲那年，又來了一場更大的動盪──延續十年的「文化大革命」。

從貧窮立下寫作大志反「小市民」推崇敢說、敢做、敢想

莫言曾經回憶：在那個貧窮飢餓的時代，大家最大的樂趣就是聚在一起談食物，把自己曾經吃過，或者聽人家說過的美食拿出來講，說者津津有味，聽者直嚥口水。有一位被打成右派，下放到農村來的大學生，就說他認識一位作家，寫了一本書，得了成千上萬的稿費，因此可以每天吃三頓餃子，而且還都是肥肉餡的，咬一口，那些肥油就滋滋地往外冒。高密農村的老鄉們不相信有人可能富貴到一天吃三次餃子。聽到這樣的質疑，那個見過世面的右派大學生就輕蔑地說：「人家是作家！」

莫言說，就是從那時起，他下定決心長大後要成為一位作家。

這段故事，我們不必、也不能完全當真。不過從中透顯出一件事，卻是絕對假不了的，莫言在那個時代的中國農村長大，不只對農村有著強烈感情，而且身上帶著農村給他的根深柢固價值觀。

寫了二十多年的小說，莫言長長短短的作品，幾乎都是以「高密東北鄉」為背景。並不是說他只寫農村，更不能說他是位「農民作家」，而是即使他將城市環境寫進小說裡，他的基本腔調仍然是反對「小市民」的。城市對他來說，就是由「小市民」心態所構成的生活，而「小市民」最突出的特點，在其庸俗和奸詐。

莫言的農村，正就是這種「小市民」庸俗、奸詐的逆反。農村有其自身千千百百種缺點，然而就是不庸俗、不奸詐。在他最早的成名作《紅高粱》中，莫言寫了土匪，寫了被土匪擄走的少女，這些人絕非「好人」，但他們敢說、敢做、敢想，沒有一點掩飾與詐偽，所以能用一份開闊慷慨的精神，對抗侵略家鄉的日本人。

《紅高粱》完成於一九八四年，隨後在一九八六年擴充為包括五篇中短篇小說的《紅高粱家族》；接著又由導演張藝謀改編成由鞏俐主演的同名電影「紅高粱」。這部電影讓張藝謀成功地從攝影師轉型為紅火的「第五代導演」（指八○年代畢業自北京電影學院的導演）。關鍵應該就在於那個時機點上，中國正陷入一片「個性重建」的熱潮中，敢說、敢做、敢想的人物典型，獲得了社會的高度認同。

一九七九年改革開放，順理成章在中國創造了一股熱情的文化潮流。經過了近三十年的封閉，一旦開放，三十年來被擋在中國門外的西方事物，短時間內一併湧進，讓人目不暇給。

▲莫言（左二）的小說《紅高粱》被改編拍成電影，讓導演張藝謀（右）一舉成名。

從尋根避開敏感題材回到土地、深入歷史積累批判現實資源

如此變化，對莫言這一代衝擊最大。他們終於得以接上因為文革而被迫中斷的教育，飢渴地進行雙重補課：一方面補上十歲到二十五歲這段年月遲來的成長；另一方面補上外面世界已經進行了三十年、翻天覆地的變化成果。

莫言是在二十九歲時，一九八四年，才進入「解放軍藝術大學」中文系。不過顯然在上大學之前，他已經和同輩其他人一樣，置身於開放浪潮中，大量閱讀翻譯的西方文學作品。那個時代，還沒有錄影機、更沒有網路，連電視都還不普遍；要補課吸收新知，最容易、最重要的管道，就是閱讀。

入大學前還在當工人時，莫言就開始寫小說了。然而，進入「解放軍藝術大學」而不是其他學校就讀，對他的寫作方向有著決定性的影響。具有軍職身分，莫言不可能寫當時還在流行的「傷痕文學」，畢竟去挖掘文革的苦難記憶，不會是中共官方可以忍受的方向。

跳過了「傷痕文學」，莫言投入、甚至參與開創了另一個階段的文學風潮，那就是「尋根文學」。回到土地、深入歷史，去找出和現實大不相同的生活方式、生活態度。一方面離開現實的逃逸路線，另一方面從中積累批判現實的對照資源。

不過在兩個面向上，莫言和當時的其他「尋根文學」作家明顯地區分出來。一是他小說大量、淋漓盡致地運用了西方的文學技巧。

從西方吸取文學養分喜愛編故事不管有無聽眾都能暢所欲言

莫言從來不否認、也不掩飾自己文學寫法的各種來源。日本的川端康成啟發他放掉現實模式，回到自己的家鄉，以記憶中最鮮明的意象作為開展小說的主軸；拉丁美洲的馬奎斯教會他如何將事實與魔幻交錯混雜，大幅解放了想像力的範圍；還有美國的福克納，用莫言自己的語言說：「我感到自己找不到要寫的東西，而按照我們教材上講的，如果感到沒有東西寫，就應該深入生活。讀了福克納之後，我感到如夢初醒，原來小說可以這樣地胡說八道，原來農村裡發生的那些雞毛蒜皮的小事，也可以堂而皇之地寫成小說。」

福克納還對他提示了一種小說敘述的態度，「我欣賞的是他那種講述故事的語氣和態度。他旁若無人，只顧講自己的，就像當年我在故鄉的草地上放牛時，一個人對著牛和天上的鳥自言自語一樣。」

照莫言自己的說法，他小時候就是一個不管有沒有聽眾，都喜歡自言自語編故事、說故事的人。在那個高度管制的中國，這種習慣引來了大人的憂心，怕他喃喃自語的內容惹來問題。記著大人的憂心與提醒，所以他才將自己的筆名取作「莫言」，別多說話。

當然，取了「莫言」當筆名，絕對沒有讓這個本名叫管謨業的人少說些話。二十多年來，他寫了幾百萬字的小說，寫出了變化多端的內容，而且寫得極快。在《生死疲勞》的自序中，他說這部四十萬字的長篇小說是用四十多天，一鼓作氣完成的，一時傳為新聞。不過這其實是莫言寫作的通例，不是特例，另一部長達五十萬字的小說《豐乳肥臀》，他也是在短短九十天內就寫完了。

福克納大部分的小說都以「約克納帕塔法」──一個虛構的小鎮為背景，承襲了福克納的精神，莫言的大部分小說，也都只發生在「高密東北鄉」那個彈丸之地。高密東北鄉，地名是真的，然而小說裡發生在這裡的種種事蹟，卻只存在於莫言的想像。

《豐乳肥臀》的日本譯者，被莫言筆下繁麗的鄉野奇觀炫惑了，刻意仔細整理莫言的描述，繪製了一幅高密東北鄉的地圖；之後他去到了高密尋訪莫言，卻發現高密是一片大平原，根本就找不到他地圖上畫的那些山川、河谷與丘陵。

莫言把他讀來的、想像的人情戲劇，包括他感興趣的場景，統統搬到高密東北鄉去。所以他的小說不出那片方塊之地，卻可以變出無窮盡的花樣。

▲獲得諾貝爾獎殊榮後，莫言的著作在書店掀起搶購潮。

從鄉土建構寫作基礎化身其中一部分「作為老百姓而寫作」

幹麼一定要把這些人、這些事都搬到高密東北鄉呢？除了莫言的家鄉情結，將敘述者置放入家鄉情境，才能自在天馬行空發揮之外；更重要的，是莫言要讓他的小說發生在明確且濃厚的民間鄉土氣氛裡。

就是在這一點上，莫言又和其他「尋根文學」的作家區別開來了。還是用莫言自己的話來形容：「尋根」有一種順應著共產黨意識形態而來的姿勢，那就是「為老百姓而寫作」，去挖掘這些鄉土人物的故事，替他們發言。那中間，無可避免還是一種高下關係，「尋根」的人表面上在服務鄉土，然而他之所以能夠服務，正就因為他比這些說不了自身故事的人，更能幹、更重要、更高些。

莫言追求的，卻是「作為老百姓而寫作」，盡可能讓自己和小說中的敘述者化身鄉土的一部分，而不是外來、全知的記錄者、轉述者。說故事的聲音，本身是鄉土故事的一部分，不比他要說的故事更清醒、更明智、更懂事。

所以莫言常常會故意讓小說的敘事出現錯誤、漏洞，他的敘事語言有一種土味，極少夾帶知識氣或文藝腔。他甚至期待自己能逆轉敘事關係，不要像是大人說道理給小孩聽，而像是小孩一時興沖沖地、不知天高地厚地對大人說他一心認為重要、非說不可的遭遇或傳說。

莫言的確做到了讓讀者讀他的書，總是能感覺到那背後的「老百姓」。我們知道那樣流暢、細緻、準確的語言，不是一般老百姓說得出、用得上的；然而自覺或不自覺，我們就是能夠接收到其中的一種直接而被觸動了。一種不庸俗、不奸詐的直接，一種來自於飢餓經驗轉化出的具體感官衝擊的直接。

（作者為知名作家，現任新匯流基金會董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