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藤廬的主人周渝，身體裡藏著一個古老的東方靈魂。他泡的茶、插的花、說的道、寫的字、收的畫都韻味深長，甚至他挑的音樂，都能輕扣你的心。作為一位「茶人」，他追求萬物和諧的絕對美感，這「禪」一般的意境，就像極品普洱一樣耐泡、溫潤，有一種不嗆鼻的幽香。
炎夏午後，踏進紫藤廬，一股清涼沁心頭。庭園的藤架篩掉炙人毒辣的陽光，也篩掉了惱人的塵囂。隨意盤坐在榻榻米上，透過劉嵩導演的紀錄片《紫藤廬．一間茶館的故事》，彷彿被捲進時光隧道，在洪流裡看見紫藤廬的過去和現在，感受到歷史留下的傷痕，也不禁期盼著它變身為古蹟後的未來。
紫藤廬，是個人文薈萃的空間，是台灣自由主義之窩，也是很多知識分子共同的記憶。有人在這裡喝茶讀書，有的在這兒滋生愛苗，也有人在此高談闊論、振筆疾書、改革社會。每一顆青春、孤寂、憂鬱、熱情的心，在紫藤廬裡，都有一種「被理解」的感覺。
它的前身，是日治時代台灣總督府高等宿舍。一九五○年後，成為財政部關務署署長周德偉住所。一九八一年，周德偉么兒周渝把這裡變成「紫藤廬茶藝館」，開台灣茶藝館風氣之先。
耳濡目染 自父親起 一脈相承憂國憂民之心
從童年開始，周渝對紫藤廬的記憶就充滿父親憂國憂民的強烈使命感。（圖片來源：周渝提供）
從童年開始，周渝對紫藤廬的記憶就充滿父親憂國憂民的強烈使命感。（圖片來源：周渝提供）
「我憂國、憂民、憂社會、憂文化，因為百病叢生，找不到醫院治，只好開紫藤廬來治療自己。」周渝說得輕描淡寫，卻讓很多黨外鬥士、失意落魄的騷人墨客、三餐不繼的藝術家，感動得涕泗縱橫。
談起周渝，就不能不提他父親周德偉，這位學貫中西、滿腹經綸，卻被時代遮蔽了的歷史人物。
周德偉師承英國著名經濟學家海耶克，翻譯海耶克作品《自由的憲章》，終身倡導自由經濟，卻不適合當時計畫經濟威權主導、亟欲擺脫貧困的中國。他受汪精衛感召而加入國民黨，雖在政府裡擔任財政部要員，在政治上卻是不折不扣的非主流。而且在白話文流行時代，他善用文言文寫作。時代不配合他，注定他被邊緣化，大半輩子鬱鬱寡歡不得志。
走進紫藤廬一樓大廳，右邊牆面掛著周德偉身著長袍馬褂的照片，背後一副對聯寫著：「豈有文章覺天下；忍將功業苦蒼生。」這是他六十歲生日那天拍的，知識分子的苦悶心情一覽無遺。
周渝自述，「當時在紫藤廬老家的客廳裡或飯桌上，場面與氣氛不經常那麼令人陶醉，父親有時會陷入惡劣的情緒中，經常開口大罵蔣介石（在湖南口音中聽起來像是「蔣該死！」），或者痛責當時政壇中的某些大官僚或民代。他常為當時某些特殊政經政策的幼稚無知、或其背後的卑鄙動機而氣憤不已。」
「許多人都有一個天真、無知而浪漫的童年，我的童年生活卻是相當殘缺。回憶過去，經常呈現的景象是：我坐在客廳的一個小角落裡，痴痴地傾聽著父親用熱情洋溢的湖南口音，面對前來探訪的朋友、教授或大學生們，縱橫談論國家大事、歷史教訓或是艱深的學術哲理。顯然那時我只能一知半解，甚至完全不懂，但卻也陶醉在父親以一位儒者情操對國家人民、對政治經濟、對文化歷史的善願與希望中。這使我自童年即承擔一個我終身都可能承擔不起的使命感。那是一九五○年代，世界政局是冷戰對立的肅殺年代；在台灣卻是政經路線尚在掙扎的年代，更是一個白色恐怖加上教育與學術、文化層面上嚴加控制的年代。」
五○年代，周德偉在家辦「自由主義沙龍」，每兩周一次，參加的有殷海光、張佛泉、徐道鄰等人，但半年多後就難以繼續下去，因為他家巷口對面有一家糖果店，店主是情治單位的特務，任務就是監視他家進出往來人物。
黨外搖籃 參與政改 間接實踐父親的終身主張
投入黨外，是周渝年輕時最無悔的選擇。（攝影／陳永錚）
為了搞劇團，周渝賣掉父親留給他的齊白石名畫。
六○、七○年代，台灣民主運動萌芽，紫藤廬又變成黨外聚集場所，林濁水、陳忠信、范巽綠、林正杰、蘇治芬等人常在那裡活動。美麗島事件爆發後，紫藤廬成為黨外人士收容所，而且黨外雜誌《八十年代》就在茶藝館旁邊，一群人沒事就去那裡泡茶、吃飯、開會、閒聊，林濁水也常在那兒寫稿。大學畢業、退役後，周渝加入黨外，成為《八十年代》的編輯，後來甚至輔選過張德銘、周清玉和許榮淑。
對周渝而言，父親為官多年，做過無數政策建議，多不被重用，但在一九五七年外匯改革委員會時，對台灣經濟做出最大貢獻：力主「匯率正常化」，讓加工出口業暢旺，帶動中小企業蓬勃發展，朝自由經濟方向前進，在民間慢慢富有之後，民主運動才有足夠養分茁壯。他參與黨外，某種程度也是身體力行、實踐父親的終身主張。
「我父親在一九八六年去世，台灣在一九八七年解嚴，不能親眼看到自由主義開花結果，是父親最大的遺憾！」然而，這也是周渝極大的遺憾。時隔二十五年，他幫父親整理出版回憶錄《落筆驚風雨／我的一生與國民黨的點滴》，他說：「出版此書，是我生命的解脫與提升，這一生的罪惡感終於消除。」
曾和周渝共事過的政論家司馬文武觀察，他出身很有思想的家庭，政治早熟，他家比黨外還黨外，但他和其他參加黨外的年輕人不太一樣，興趣很廣泛，對藝術、音樂、無蹈、美術、古董都在行，黨外運動只是他眾多興趣中一小部分，「他充滿熱情，但外表看不出來，是因為表達方式和別人不一樣。」
政治開放後，周渝自認沒有「不怕髒」的特殊本領，又欠缺「賭徒性格」而淡出政治。此後他縱情藝文，創立耕莘實驗劇團，為了搞劇團沒錢，而賣掉父親留給他的「遺產」──齊白石名畫（七隻蝦子），換得七萬元。談起這段輕狂往事，他自嘲：「一隻蝦子賣一萬元！」
縱情藝文 從凍頂茶啟蒙 到畫作、普洱的領悟
周渝期待紫藤廬是個「人文道場」，帶領世人找回東方價值。（攝影／陳永錚）
之後，他又一頭栽進茶世界，專心研究茶道，以「茶人」自居，很有心得地把茶文化凝聚成「正、靜、清、圓」 四個字，自成一家之學。他說：「一片茶葉在水中，可以展開一個小小的『自然道場』。」他在這小小自然道場裡得到了所有的自在，包括身體、靈魂和經濟。
凍頂茶是他的啟蒙，但在八○年代末期，他因身體因素開始喝普洱茶，並大量買進。九○年代，台灣開始流行普洱茶，他買更多。九三、九四年間，香港有些老普洱茶開倉出售，他乾脆就幾千公斤整批買下，再分期付款。○三到○七年間，他更深入中國雲南找茶，在那裡住了幾年，跟著當地住民學習他們的古法製茶，對普洱茶更有透徹的領悟。就這樣，他一路收了不少五十年前的普洱「號級茶」、「紅印」、「藍印」 ，也因為好茶難求，上門「找茶」的茶痴不知凡幾，但他豪爽地說：「好茶喝一片就少一片，我只和朋友分享！」
直到現在，他在兩岸普洱茶界依然名氣響亮。三年前，有一位客人從大陸專程搭機來台上門求茶，他拿出一片百年老普洱與同好分享，結果這人喝出了興味，求他把剩下的三分之一片出讓，他不賣，對方就死纏活纏纏到他不耐煩而賣給他一片。但三年前的那一片他賣八十萬元，三年後市價已是二百多萬元了。
不過，他不是為交易而收茶，他邊走邊玩，隨時隨地隨心改變計畫，卻也因為被「時勢」推著走，收了一些好茶，人家找上門來，才讓他「經濟自由」，沒錢的時候，錢就自動送上門來，得以接濟一些畫家和藝文人士。
「如果不是周渝，一些畫家就沒能有今天，他超然物外，不那麼功利……，」畫家于彭說。于彭之外，還有陳來興、鄭在東、邱亞才、郭娟秋等畫家，都曾接受周渝贊助顏料、畫框、展場而得以專心作畫，甚至作品完成後再賣給周渝，就這樣，很有藝術鑑賞力的周渝，就收了不少這些當代畫家未成名前的許多畫作。
最令周渝震撼的，是洪通的作品，他一見鍾情。後來因緣際會，得以和洪通的兒子一起研究，把洪通畫作歸納成二十個種類，每一種至少收一張，成為他最有系統的收藏。但一九九八年，紫藤廬面臨被政府查封、拆除的危機，為了搶救紫藤廬，他忍痛割愛，委由蘇富比拍賣洪通畫作，換來紫藤廬重生的機會。
二○○○年危機解除，紫藤廬成為市定古蹟，繼續委由周渝經營。○七年大整修，歷時十四個月，直到○八年重新再開張。周渝把紫藤廬定位成一個「包容人與萬物對話的文化道場」，期待以茶文化帶領世人找回東方文明中「簡約」、「量入為出」的良好價值觀，改變人類消費壞習慣，才能免於被金錢遊戲綁架。
走過這條漫漫長路，三言兩語訴說不盡，於是周渝委託雷驤、劉嵩全程拍攝記錄，一共拍了九十幾捲帶子，剪輯成一集五十七分鐘的紀錄片，即將在公視上映。這是紫藤廬的故事，是某個時代裡很多知識分子共同的故事，更是周渝與他父親之間的故事。
周渝
出生：1946年
現職：紫藤廬茶館負責人
經歷：《聯合報》記者、《八十年代》編輯、耕莘實驗劇團
學歷：東海大學經濟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