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藤廬的主人周渝,身體裡藏著一個古老的東方靈魂。他泡的茶、插的花、說的道、寫的字、收的畫都韻味深長,甚至他挑的音樂,都能輕扣你的心。作為一位「茶人」,他追求萬物和諧的絕對美感,這「禪」一般的意境,就像極品普洱一樣耐泡、溫潤,有一種不嗆鼻的幽香。
炎夏午後,踏進紫藤廬,一股清涼沁心頭。庭園的藤架篩掉炙人毒辣的陽光,也篩掉了惱人的塵囂。隨意盤坐在榻榻米上,透過劉嵩導演的紀錄片《紫藤廬.一間茶館的故事》,彷彿被捲進時光隧道,在洪流裡看見紫藤廬的過去和現在,感受到歷史留下的傷痕,也不禁期盼著它變身為古蹟後的未來。
紫藤廬,是個人文薈萃的空間,是台灣自由主義之窩,也是很多知識分子共同的記憶。有人在這裡喝茶讀書,有的在這兒滋生愛苗,也有人在此高談闊論、振筆疾書、改革社會。每一顆青春、孤寂、憂鬱、熱情的心,在紫藤廬裡,都有一種「被理解」的感覺。
它的前身,是日治時代台灣總督府高等宿舍。一九五○年後,成為財政部關務署署長周德偉住所。一九八一年,周德偉么兒周渝把這裡變成「紫藤廬茶藝館」,開台灣茶藝館風氣之先。
耳濡目染 自父親起 一脈相承憂國憂民之心
從童年開始,周渝對紫藤廬的記憶就充滿父親憂國憂民的強烈使命感。(圖片來源:周渝提供)
從童年開始,周渝對紫藤廬的記憶就充滿父親憂國憂民的強烈使命感。(圖片來源:周渝提供)
「我憂國、憂民、憂社會、憂文化,因為百病叢生,找不到醫院治,只好開紫藤廬來治療自己。」周渝說得輕描淡寫,卻讓很多黨外鬥士、失意落魄的騷人墨客、三餐不繼的藝術家,感動得涕泗縱橫。
談起周渝,就不能不提他父親周德偉,這位學貫中西、滿腹經綸,卻被時代遮蔽了的歷史人物。
周德偉師承英國著名經濟學家海耶克,翻譯海耶克作品《自由的憲章》,終身倡導自由經濟,卻不適合當時計畫經濟威權主導、亟欲擺脫貧困的中國。他受汪精衛感召而加入國民黨,雖在政府裡擔任財政部要員,在政治上卻是不折不扣的非主流。而且在白話文流行時代,他善用文言文寫作。時代不配合他,注定他被邊緣化,大半輩子鬱鬱寡歡不得志。
走進紫藤廬一樓大廳,右邊牆面掛著周德偉身著長袍馬褂的照片,背後一副對聯寫著:「豈有文章覺天下;忍將功業苦蒼生。」這是他六十歲生日那天拍的,知識分子的苦悶心情一覽無遺。
周渝自述,「當時在紫藤廬老家的客廳裡或飯桌上,場面與氣氛不經常那麼令人陶醉,父親有時會陷入惡劣的情緒中,經常開口大罵蔣介石(在湖南口音中聽起來像是「蔣該死!」),或者痛責當時政壇中的某些大官僚或民代。他常為當時某些特殊政經政策的幼稚無知、或其背後的卑鄙動機而氣憤不已。」
「許多人都有一個天真、無知而浪漫的童年,我的童年生活卻是相當殘缺。回憶過去,經常呈現的景象是:我坐在客廳的一個小角落裡,痴痴地傾聽著父親用熱情洋溢的湖南口音,面對前來探訪的朋友、教授或大學生們,縱橫談論國家大事、歷史教訓或是艱深的學術哲理。顯然那時我只能一知半解,甚至完全不懂,但卻也陶醉在父親以一位儒者情操對國家人民、對政治經濟、對文化歷史的善願與希望中。這使我自童年即承擔一個我終身都可能承擔不起的使命感。那是一九五○年代,世界政局是冷戰對立的肅殺年代;在台灣卻是政經路線尚在掙扎的年代,更是一個白色恐怖加上教育與學術、文化層面上嚴加控制的年代。」
五○年代,周德偉在家辦「自由主義沙龍」,每兩周一次,參加的有殷海光、張佛泉、徐道鄰等人,但半年多後就難以繼續下去,因為他家巷口對面有一家糖果店,店主是情治單位的特務,任務就是監視他家進出往來人物。
黨外搖籃 參與政改 間接實踐父親的終身主張
投入黨外,是周渝年輕時最無悔的選擇。(攝影/陳永錚)
為了搞劇團,周渝賣掉父親留給他的齊白石名畫。
六○、七○年代,台灣民主運動萌芽,紫藤廬又變成黨外聚集場所,林濁水、陳忠信、范巽綠、林正杰、蘇治芬等人常在那裡活動。美麗島事件爆發後,紫藤廬成為黨外人士收容所,而且黨外雜誌《八十年代》就在茶藝館旁邊,一群人沒事就去那裡泡茶、吃飯、開會、閒聊,林濁水也常在那兒寫稿。大學畢業、退役後,周渝加入黨外,成為《八十年代》的編輯,後來甚至輔選過張德銘、周清玉和許榮淑。
對周渝而言,父親為官多年,做過無數政策建議,多不被重用,但在一九五七年外匯改革委員會時,對台灣經濟做出最大貢獻:力主「匯率正常化」,讓加工出口業暢旺,帶動中小企業蓬勃發展,朝自由經濟方向前進,在民間慢慢富有之後,民主運動才有足夠養分茁壯。他參與黨外,某種程度也是身體力行、實踐父親的終身主張。
「我父親在一九八六年去世,台灣在一九八七年解嚴,不能親眼看到自由主義開花結果,是父親最大的遺憾!」然而,這也是周渝極大的遺憾。時隔二十五年,他幫父親整理出版回憶錄《落筆驚風雨/我的一生與國民黨的點滴》,他說:「出版此書,是我生命的解脫與提升,這一生的罪惡感終於消除。」
曾和周渝共事過的政論家司馬文武觀察,他出身很有思想的家庭,政治早熟,他家比黨外還黨外,但他和其他參加黨外的年輕人不太一樣,興趣很廣泛,對藝術、音樂、無蹈、美術、古董都在行,黨外運動只是他眾多興趣中一小部分,「他充滿熱情,但外表看不出來,是因為表達方式和別人不一樣。」
政治開放後,周渝自認沒有「不怕髒」的特殊本領,又欠缺「賭徒性格」而淡出政治。此後他縱情藝文,創立耕莘實驗劇團,為了搞劇團沒錢,而賣掉父親留給他的「遺產」──齊白石名畫(七隻蝦子),換得七萬元。談起這段輕狂往事,他自嘲:「一隻蝦子賣一萬元!」
縱情藝文 從凍頂茶啟蒙 到畫作、普洱的領悟
周渝期待紫藤廬是個「人文道場」,帶領世人找回東方價值。(攝影/陳永錚)
之後,他又一頭栽進茶世界,專心研究茶道,以「茶人」自居,很有心得地把茶文化凝聚成「正、靜、清、圓」 四個字,自成一家之學。他說:「一片茶葉在水中,可以展開一個小小的『自然道場』。」他在這小小自然道場裡得到了所有的自在,包括身體、靈魂和經濟。
凍頂茶是他的啟蒙,但在八○年代末期,他因身體因素開始喝普洱茶,並大量買進。九○年代,台灣開始流行普洱茶,他買更多。九三、九四年間,香港有些老普洱茶開倉出售,他乾脆就幾千公斤整批買下,再分期付款。○三到○七年間,他更深入中國雲南找茶,在那裡住了幾年,跟著當地住民學習他們的古法製茶,對普洱茶更有透徹的領悟。就這樣,他一路收了不少五十年前的普洱「號級茶」、「紅印」、「藍印」 ,也因為好茶難求,上門「找茶」的茶痴不知凡幾,但他豪爽地說:「好茶喝一片就少一片,我只和朋友分享!」
直到現在,他在兩岸普洱茶界依然名氣響亮。三年前,有一位客人從大陸專程搭機來台上門求茶,他拿出一片百年老普洱與同好分享,結果這人喝出了興味,求他把剩下的三分之一片出讓,他不賣,對方就死纏活纏纏到他不耐煩而賣給他一片。但三年前的那一片他賣八十萬元,三年後市價已是二百多萬元了。
不過,他不是為交易而收茶,他邊走邊玩,隨時隨地隨心改變計畫,卻也因為被「時勢」推著走,收了一些好茶,人家找上門來,才讓他「經濟自由」,沒錢的時候,錢就自動送上門來,得以接濟一些畫家和藝文人士。
「如果不是周渝,一些畫家就沒能有今天,他超然物外,不那麼功利……,」畫家于彭說。于彭之外,還有陳來興、鄭在東、邱亞才、郭娟秋等畫家,都曾接受周渝贊助顏料、畫框、展場而得以專心作畫,甚至作品完成後再賣給周渝,就這樣,很有藝術鑑賞力的周渝,就收了不少這些當代畫家未成名前的許多畫作。
最令周渝震撼的,是洪通的作品,他一見鍾情。後來因緣際會,得以和洪通的兒子一起研究,把洪通畫作歸納成二十個種類,每一種至少收一張,成為他最有系統的收藏。但一九九八年,紫藤廬面臨被政府查封、拆除的危機,為了搶救紫藤廬,他忍痛割愛,委由蘇富比拍賣洪通畫作,換來紫藤廬重生的機會。
二○○○年危機解除,紫藤廬成為市定古蹟,繼續委由周渝經營。○七年大整修,歷時十四個月,直到○八年重新再開張。周渝把紫藤廬定位成一個「包容人與萬物對話的文化道場」,期待以茶文化帶領世人找回東方文明中「簡約」、「量入為出」的良好價值觀,改變人類消費壞習慣,才能免於被金錢遊戲綁架。
走過這條漫漫長路,三言兩語訴說不盡,於是周渝委託雷驤、劉嵩全程拍攝記錄,一共拍了九十幾捲帶子,剪輯成一集五十七分鐘的紀錄片,即將在公視上映。這是紫藤廬的故事,是某個時代裡很多知識分子共同的故事,更是周渝與他父親之間的故事。
周渝
出生:1946年
現職:紫藤廬茶館負責人
經歷:《聯合報》記者、《八十年代》編輯、耕莘實驗劇團
學歷:東海大學經濟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