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市長陳菊的媽媽，是農村家庭的童養媳，一生歹命艱苦，卻被陳菊視為榜樣，
是陳菊遭遇白色恐怖的迫害，依然勇往向前的最重要精神支柱。
在那個思想與政治受到禁錮的年代，來自宜蘭鄉下女孩陳菊勇於挑戰當權者，成為台灣民主改革的開路先鋒之一。陳菊把那股理想與勇氣歸功於母親陳林連花女士。
陳林連花雖識字不多，對女兒熱中的民主運動也不甚了解，但她堅信女兒做的事是對的，是對國家社會進步有益的事，選擇默默地支持。陳菊認為，就是這股來自母親無條件的愛與信任，是她能忍受蹲黑牢、社會異樣眼光的最主要支持力量。以下是陳菊對母親的告白：
在母親節的這個時刻，我要感謝我的阿母、陳林連花女士，這一路走來，對我的辛勤撫養、教導，以及支持陪伴。
我們家是非常傳統的台灣農村家庭，阿母是童養媳，大概才六個月大就被抱到陳家來了。在那個時候是相當普遍的。
大家或許很難有那樣的經驗，但總是可以從前人的傳述，還有許多故事戲劇裡面得窺一二，就是童養媳的生活並不輕鬆，雖然我阿公、阿嬤對母親視如己出，可是家庭工作的分攤一樣是相當辛苦。
我們的家族人口眾多、食指浩繁，每天早上出門種田以前，要吃早飯的人就有二三十個，吃飯要分好幾桌，而各房都要輪流負責開伙，這個重擔自然也落在每一房的媳婦身上，母親的辛苦可想而知。
母親堅持讓我繼續升學
在大家族裡面，就算感情還不錯，也難免會有許多人與人之間相處的問題，忍讓的藝術是相當重要的。母親謙和的人格，對我們的言教與身教，相當重要。
而在謙和以外，她又同時兼有承擔的毅力與勇氣。在我出生以前，在二次大戰末期，我阿爸曾經被日本人徵召到南洋的菲律賓當兵，當時到南洋去當兵，在充滿毒蛇猛獸的熱帶叢林裡，還有環伺的戰火，真是九死一生，如果僥倖得歸，命就是撿回來的。
在台灣的家人自然也知道這樣的風險，所以母親心中所承擔的壓力可想而知。何況當時在戰時，整個物質條件都下降。
而母親在面對這樣的人生挑戰，仍然能撐住這個家，就這樣一個女子，帶著我阿姊，度過這段內外在都相當煎熬的時期，最後終於等到我阿爸回家。
這是那個時代女人的共同群像，而台灣女人的堅忍卓絕，在我母親身上有最具象的展現。
我們是一個傳統保守的大家族，重男輕女是很自然的，尤其是在教育方面，像我阿公都會認為，男孩子讀書受教育就好，女孩子就是等著要嫁人。像我的堂姊們許多都無法繼續升學。
到我念書的時候，一方面長輩們變得比較開明了，另一方面，母親也相當堅持，雖然她教育程度有限，甚至識字不多，可是她深知知識與教育的力量，在她的支持下，我成為家族裡第一個上初中的女孩。我想她這個堅持，決定了之後我一生的道路。
母親雖然來自傳統，卻對我愛外面跑的性格，始終保持含蓄的鼓勵，像是我從小就比較會結交形形色色的朋友，母親總是含著微笑說這個囝仔有「外交命」。而她只是不斷地叮囑我待人接物所應該有的禮貌，而更重要的，是來自她與父親，那種一以貫之，對人的真誠與善良。
對母親承受的恐懼很歉疚
後來我投入民主運動，不但面對白色恐怖的陰影，往後更因美麗島事件被關進黑牢。我從來不感到後悔，但對於母親，總是難免有一絲歉疚。母親一生不斷面對艱辛，到小孩子長大，竟然還要承擔一般人沒有的壓力與恐懼。我每次都很想對她說：「阿母，歹勢！讓妳操煩了。」
然而她從來不因此埋怨過一句，雖然國家大事與公平正義對母親而言，似乎是太遙遠，但她知道她的女兒在做正確的事；而傷心難過總是難免。
我在牢裡時，她每半年會來探訪我一次，每次都是哭著回去，我不希望她在監獄人員面前流淚示弱，所以都會催她快走，這樣的不捨，讓我們倆都感覺心如刀割。
一九八六年的新年前夕，在沒有心理準備的情況下，我突然被告知獲得釋放，還來不及通知家裡，就被解送回宜蘭。
我一走進家門，客廳裡一個人都沒有。因為家鄉沒有人知道，自然也沒有熱鬧的迎接。我走向廚房，母親的身影出現在眼前。那時就快過年了，阿母在忙著做年菜，她還蹲在爐灶前，好一下才起身，結果一回頭，就看見六年來第一次現身在家裡的女兒。
「返來玩喔？」阿母第一時間也還沒反應過來，還沒想到我能這麼快被釋放，下意識以為當局是讓我出來「放封」探親之類的。我搖搖頭：「我被他們放出來了。」
阿母凝視我一會兒，摸摸我的頭，淡淡地說：「返來就好、返來就好」，我們都熱淚盈眶。然而這幾年的艱辛，她都不願再說。
她就是這樣，一路走來，用堅毅的身影，伴隨著我。雖然我並沒有成家，沒有機會扮演母親的角色，但是阿母這樣「台灣母親」的堅忍特質，就深深烙印在我的生命裡，每當面對人生每個重大轉折，除了直接給我支持，也用她的生命經驗，給予我力量。
陳 菊
出生：1950年
現職：高雄市長
經歷：台北市社會局長、勞委會主委
學歷：世新大學、中山大學碩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