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文詠 探索體制內的危險心靈

咖啡廳牆面掛著十幾張人臉面具，或笑、或哭、或怒目、或低眉，每張臉都有一種受盡冤屈的神情。

侯文詠一派斯文，坐在這些猙獰的面具前面說話，這些臉孔像好奇心重的鬼魂，從八方世界穿牆而來，挨挨擠擠，一碰觸空氣，臉孔就被瞬間膠膜住。

還未坐定，侯文詠要攝影記者盡量不要把他拍得太胖，順道抱怨前兩年忙著當公視大戲《危險心靈》製作人，案牘勞形，身材忍不住發福。

他穿著有視覺收縮效果的深藍色襯衫，笑起來露出整齊的牙齒，背個皮爾卡登包包，看起來像個十足溫良恭敬的好學生。

這些年，他靈巧的手已不打針、不拿手術刀，也不管實驗室，他將原本生死交戰的戰場收到內心，埋首寫作。最近，他探討教育問題的小說《危險心靈》，經由易智言導演改編，剛在公視播映完畢，還在持續發酵。網頁上討論的人潮，從三十萬、四十萬，暴增到五十多萬人，現在每天仍以二、三萬人次增加中，形成一種「危險心靈」現象。


暢銷作家的價值　燒起第一把火，引發評論，才是改變社會最核心的DNA

侯文詠出版過十五本書，每本至少暢銷二十萬本，有些更高達三十萬本。雖然早已是大家耳熟能詳的「暢銷作家」，但沒有一次像這次那麼令他興奮。

「我常想暢銷作家的價值在哪裡？我的作品是未完成的，或說是等待讀者來完成，《危險心靈》五十幾萬留言，代表有五十萬顆心靈在交會，我把想法丟出來，燒第一把火，易導演燒第二把火，觀眾燒第三把火，他們發出評論，再創造出自己的標準，這才是改變社會最核心的DNA。」

他以另一部即將上演的《白色巨塔》為例，推敲著，如果連四百多頁的《白色巨塔》都狂賣二十多萬本，每本五個人看，花五小時讀完，「那我就等於和全台灣分享了五百萬小時，這個時間和空間形成的『場域』，多麼不容易，這是暢銷作家被『恩寵』的地方。」

在外人眼中，侯文詠擁有世俗定義下令人稱羨的「恩寵」，他從小就很會念書，學業、婚姻、工作無一不是幸福的樣板，他把這些點點滴滴寫進書裡，又得到讀者高度的認同喜愛。


穿梭加護病房　人在生命交關時刻，能相信的，竟然只是「錢」跟「權」

「我一直帶著寫作的心情當醫生。」他原本沒有想要做一位作家，只是在醫院實習經常累到喘不過氣，寫作是惟一出口。後來他擔任麻醉醫生，日日都在加護病房穿梭急救，每天都在生離死別中度過。

他曾有個難忘的經歷，有一天三更半夜送來一位病人，情況很危急，一進開刀房，侯文詠忙著跟他解釋要插管，有麻醉程序要他配合，但病人從頭到尾都沒認真聽，忙著在枕頭下摸索，終於，他由枕頭下拿出兩樣東西：一疊鈔票，還有一張立法委員的名片。

手術完了，侯文詠送病人到恢復室，內心感到無法形容的茫然，「我們生活在這個這麼小的地方，人和人之間彼此互有關聯。可是當一個人的生命最危急交關的時刻，他能相信，或者覺得有用的，竟然還是『錢』跟『權』，很悲哀。」

之後他轉到安寧病房服務，長達四年，都在照顧癌症末期病患，他雙子座的本性充滿好奇，愛跟病人聊天，病人也將他視為知己。每天陪他們，認識他們，交換生命最後一段友誼，之後為他們送終。

「人很怪，到後來什麼都沒有了，精神上很需要一個可以講話傾聽的對象。」他抬起頭，朝空中望了望，「我有幾百張臉孔，閉起眼睛就可以想到，他們身後，我變得很勇敢，他們給我某種影響，讓我也敢不當醫生。」


三十六歲前夕……捨棄台大醫師頭銜去當作家，家人期待的美夢，啵地一下破滅

「我活到三十六歲，人生去了一半，可能還剩一半，如果我把人生當成作品，我覺得我的作品不好，我對病人不夠好，我的書不好。」他責備起自己來，他不能忍受自己在醫生、作家兩頭擺盪。

他父親是台糖工程師，母親是小學老師，辛苦熬了二十多年，栽培他，把他送進醫學院，他卻在三十六歲生日過後，辭掉醫生工作，做了一件目前為止對自己生命最大的「背叛」。

「你知道，在台大當醫生對於『南部人』是一件多了不起的事！但是當個作家？他們生活裡沒有這種典範。」載滿家人期待的美夢，啵地一下破滅。三十六歲生日前一天，向父母告白。

他母親傷心透頂，完全無法理解他的想法。兩人在電話裡沉悶地講了半天，侯文詠心裡很難過。半小時後，他父親打電話來說：「你這麼大了，我想你做這個決定一定有你的道理，雖然阮唔係蓋了解，唔過你媽要我打電話，伊自家沒法度打這通電話，你媽媽還是給你祝福啦！」

侯文詠忍不住哭了，隔天就辭職。那幾年侯文詠身處的台大醫院，正面臨一波波權力重整，嗜權嘴臉看多了，給很多有志在白色巨塔奉獻一生的醫學生，很大的困惑。

他有機會從事一項社會非常認可的職業，也為此努力了大半輩子，回想離開當時，眼看同屆同學都按照預定軌道，準備接班，不免有些徬徨。他坦承：「離開醫院第一年，我寫《白色巨塔》，常常在比較，那時台灣沒有一本厚書會暢銷，搞不好最後書不賣，台大回不去，什麼都沒有了。」

沒有退路的他，全心寫作，兩年後，一九九九年，他出版爭議頗多的《白色巨塔》，赤裸裸揭露台大醫院爭奪院長的醜陋，裡頭鬼影幢幢，有人對號入座，有人覺得含沙射影，台大某前院長還保留法律追訴權。


白色巨塔到危險心靈　人在醫院、學校的體制內，扭曲的人性和良知的掙扎

侯文詠雖然寫通俗的大眾小說，但幾本著作都處理人在學校、醫院的體制內，扭曲的人性和良知的掙扎。他坐直身體認真地說：「我寫的是我們整個環境的問題，以前我們有明顯反抗對象，像教官、機車老師、討厭的校長，台灣現在的小孩比較可憐，他們的教官是和善的、老師是可愛的，每個人都用『輔導』之名來照顧，但到後來你發現，你不曉得要對抗誰？」

在他眼中，如果沒有自由探索的快樂，如果沒有閃耀著光芒的眼神，長達十二年的中小學跟監獄將沒有差別。他難過地說：「結果這整個社會就變成白色巨塔的塔，或危險心靈的學校。」

侯文詠從一個小手術，一件看漫畫的小事，慢慢剝開「塔」、「學校」的地獄本質。他說：「我寫的東西離不開我的生活，學校也可以像地獄啊，醫院也可以像地獄啊，天作不合的家庭也有一部分的地獄啊，並不是只有在監獄才是監獄。監獄好時，可以像教室，教室壞時可以像監獄。」

離開台大三年後，侯文詠回到台大醫院，他帶著罹患子宮頸癌的媽媽，在台大到處跟人鞠躬哈腰，陪媽媽檢查、照Ｘ光。也許站在病人家屬的立場，侯文詠易地而想，他對醫界的想法也變了，「一位能救人的醫生好了不起，自己當醫生沒感覺，但他們能救我媽媽時，我才知道。」

經歷生死病痛也改變了侯媽媽，他母親對他說：「真沒想到，養你一輩子是為了救我的命的，這樣養你就很值得。」他母親為人拘謹，很少講這麼感性的話，侯文詠一聽，眼眶熱熱地回說：「下輩子再當你兒子。」

他伸出手腕一只一萬多元台幣買的手錶，這手錶的奧妙之處在於，它每天可以收到從日本發來的對時電波，可以精確到十萬年誤差不到一秒。他感慨說，台灣快要沒有什麼可以相信的，「我在想，會不會有一天連格林威治標準時間，也沒人相信了！」聽起來像恐怖的預言，他愛撫著手錶，安慰地說：「至少我身上有一件可以絕對信任的東西。」侯文詠愉快地笑出來，彷彿道盡了心裡的祕密：離開巨塔，請記得關燈，並忘記它的黑暗。

侯文詠，1962年生於嘉義，1997年台大醫學博士，1987年台北醫學院畢業，現為專職作家，擅長描寫高壓體制內扭曲的人性和良知抉擇的掙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