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京生擔心民運人士結婚，因為經驗告訴他，民運人士一旦結婚，很可能就與民運組織疏離，而且是「幾乎百發百中！」他自己也保持光棍的身分，問他想不想成家？他卻又說：「當然想！」只不過，他笑說：「我是超級困難戶！」
「先喝杯咖啡吧！」當然，最好是吸菸區；他笑著說，這樣比較能提點神。
大家坐定之後，他迫不及待地抽了一口濃濃的菸，才用清亮的北方嗓音和記者聊了起來。
果然是北方漢子的性格，「砍大山」似的話匣子一打開，就很難停下來；從民主運動開始談起，一路談到中國的未來、他自己的心境，甚至是他個人要不要成家的問題，都在略帶滄桑卻又宏亮的嗓門下，一一道出；魏京生，這個企圖要以一人之力，對抗整個中共政權的民運人士，就在他自己的嗓音中，逐漸鮮活了起來。
人家打什麼牌──我也打什麼牌
他說，離鄉後最大的感想就是他所接觸到的西方政客，比他預想的要骯髒得多；而人情的淡薄，也比他想像的還淡薄；他說，他雖然早有準備，但還是有些意外。不過他笑了笑說：「人家骯髒，我也骯髒；人家打什麼牌，我也打什麼牌。」在這樣的環境裡，很難不被腐化；被這個汙濁的政治環境腐化，被種種難以想像的物質文明誘惑。所以，魏京生說，他要抵抗這樣的誘惑，讓自己儘量「享有最低的生活需求。」
他只能勉力維持住自己的理想性與道德性；他說，即使是要他人資助、即使需要他人幫忙，也不見得要站在不利的位置，因為只要能站在一個道德的高點上，就可以將自己的光環，給其他人用；這是一種互利，「有的人要利用我的光環，當然，我也有需要別人的地方。」顯然，維持自己的道德性，其實也有一定程度的自利；所以抵抗腐化，也成了魏京生完成民運活動的重要工作之一。
更進一步的問魏京生如何自我節制或自律？他簡單的回答說，「大家沒買房子前，我也不敢買！大家沒錢往民運裡貼，我更要往裡面貼，而且要貼更多才行；大家不幹事，照顧自己的生活，我得要把最多的時間拿來做這裡的事情，這樣大家才服氣！」總是滿臉笑意的他理直氣壯地說：「我總要站在道德的頂端，這樣才能服人。」
抗拒富裕社會的物質誘惑
從中國這個相對貧窮的國家，流亡到美國、日本、歐洲等富裕國家，魏京生坦承物質的誘惑相當大，而有些民運人士到國外後，便此放棄民主運動從商，或者脫離民運，他認為這些現象都可以理解的。
他認為藉這這個歷練，反到能篩選出堅定的運動人士，就像「大浪滔沙」一樣，越篩選之後，才有真正可以投入的同志出現。他也認為每一個革命運動都是如此，到最後都只剩下少部分可以堅持的人，但這些才是可以成功的人。他認為，有些捲入民運浪潮的人，本來就是基於投機心態，而在現實利益的淘洗後，民運的隊伍一定會更好，路線也會更明確。
由於募款不易，魏京生直言：「所有的錢，不可能沒有條件！」要擁有民主運動的獨立性，魏京生的組織也得自己經營事業，掙點錢。不過魏京生感慨地說：「事業做得好的都被少數人獨立出去了！」而留下來的，反而多是經營得較差的。但即便如此，他還是認為，民運組織還是應該要有自己的事業，因為這是保有民運自主性最好的方法，不論失敗多少次，都應該要繼續嘗試。
讓共產黨產生壓力──就是成功
這次魏京生從美國經澳洲來台灣，在澳洲的期間，他一下飛機，和朋友開車前往住處，就遭不明車輛碰撞，就在魏京生和朋友下車檢查車子時，魏京生身上所有的護照、簽證等證件就此遺失。他們懷疑是政治事件，因為魏京生的證件遺失，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在來台灣之前，魏京生也曾經在其他的國家遺失過身上的證件數次，魏京生的朋友判斷，應該是中共所為，並藉此來掌握魏京生在各國的行蹤。
雖然中共對魏京生的一舉一動都保持關注，不過，他與北京也有私下接觸的管道，「從來沒有斷過！」他指出，國務院和中央辦公廳，一起辦了份內部參考雜誌，該雜誌是不定期出刊，有時候一星期兩、三封，有時候一封，不過每星期至少出一次，裡面對於他見了什麼人？說了什麼話？都做了詳盡的報告。
他指出，也因為在中共的內鬥中，民運是一股很大的力量，「誰掌握得這股力量誰就贏，不過掌握得不好，誰就被抓到小辮子。」在這種微妙的關係下，中共內部確實就有一股力量，試圖和魏京生聯繫；魏京生並不排斥這種微妙的往來；他說，他相信，如果中共內部形成另一股反對勢力，或許就是一股可以終結共產黨統治的新生力量，而民運人士能夠和平演變、促成中國民主化，就也是其中一股可以運用的力量。
其實，中共當局對魏京生的憂慮，是有跡可循的；據說鄧小平最恨的兩個人：一是江青，一是魏京生。前者憑藉其第一夫人的權勢，以毛澤東的旨意，百般羞辱鄧；而後者，北京動物園的一個青年電工，一九七八年，竟然在民主牆上張貼「要民主還是要新的獨裁」大字報公開批評鄧小平；之後即被公安機關逮捕，隨後判長達十五年的徒刑。
保持你的存在──你就贏了
這十五年的苦牢，並沒有擊潰魏京生，雖然他被中共以「出賣國家軍事機密」和「進行反革命煽動」的罪名羅織，兩度入獄，但卻在國際贏得「中國民主鬥士」之名，並曾四次被提名為諾貝爾和平獎候選人。包括美國總統柯林頓在內的全球各界人士多年持續向中共交涉和施加壓力，最後終於在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十六日，被中共以「保外就醫」的名義，放逐到美國，成為流亡海外的民運人士。
如同其他脫離原鄉的流浪者，在他國孤獨地遙望家園的改變；被放逐海外五年的魏京生說，他總有一天會回去的，而他回去的時候，應該就是共產黨垮台的時候。
他自信滿滿地說，其實早在他出來之前就很清楚，「我不求很大的成功，但絕不後退，保持你的存在，你就贏了，為什麼，我們可以失敗一萬次，沒啥大不了，共產黨只要失敗一次就可以了，只要你熬夠，我們不會輸的，但共產黨是輸不起的，你說誰強，我們不怕他們，他（共產黨︶得擔心我們。」
從北京出來，一個完全習於共產思維的工農兵青年，很清楚當前中國改革開放的根結問題；他說，當初共產黨是憑什麼鬧革命，就是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因為這意味著有一部分人還是窮人，而且還是大部分，這樣不鬧革命才怪；現在中共都忘了他們整套革命理論的基礎是建立在這基礎上的這回事。
說到興起，魏京生習慣性的烘乾濾嘴後再點起一根菸，看著自己被菸燻得黃乎乎的手說，海外學術界人士，總喜歡問他們是否會採取武裝革命的問題，「但這不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當然如果你要選擇路線，和平演變是最好的，但問題只有歷史選擇我們，我們沒辦法選擇歷史演變的方法；所以「我們只有兩種準備都做，如果大陸發生暴力革命，我們也沒有理由反對人民的選擇」；魏京生反問說：「怎麼可以反對革命者呢？那我們就變為反動派了！」
即使談到這個問題，魏京生的眼神也毫不閃爍；他說，他根本不相信中共當局有任何政治改革成功的可能，雖然可以避免類似流血革命的，只有中國的執政者還有機會作出選擇，但這樣的機會微乎其微；所以「我們只能做兩種準備。」
魏京生還說，現在已經沒有人討論共產黨崩潰不崩潰的問題，西方的學者目前只討論，共產黨還能熬多久，即使最親共的人也只會說，「共產黨還能撐二十年不垮」，到那個時候誰能掌握國際外交，誰就可能掌權，所以爭取國際社會的認同，就成了他現在最重要的工作。
太聰明鐵定不聽話！
想要從嚴肅的話題中脫離出來，於是，輕鬆地問了他是否曾想要成家的話題；整個談話氣氛，也好像一下子從民族家國興亡的沈重使命中被解放出來了。感覺有些尷尬的魏京生，還是很直率地談了這個問題。
魏京生說，他最怕聽到「誰結婚了！」因為經驗告訴他，民運人士一旦結婚，很可能就與民運組織疏離，而且是「幾乎百發百中！」能持續留下來的，老婆一定不反對，也因此，他若到民運人士的家裡，一定先捧夫人，跟同志的太太說上好話，好讓先生和他一起搞民運。
魏京生擔心民運人士結婚，他自己也保持光棍的身分，問他想不想成家？他卻又說：「當然想！」只不過，他笑說：「我是超級困難戶！」一則他沒有時間，再則不是年輕力壯，第三則是沒錢，他說：「有時候還得貼錢！」所以他認為沒有優越條件，難成家。雖然他自認為太聰明，但是又自我幽默說：「太聰明鐵定不聽話！」所以想成家肯定是個超級困難戶。
至於會不會發生一見鍾情、只愛美人不愛江山，把民主大業擱在一邊的狀況發生？他斬釘截鐵地說：「不可能！」他自嘲，自己天生就是做犧牲的，不過，他也認為每個社會也都需要這種人。
談著談著，魏京生還是不自覺的要回頭談他自己的民運；臨行前，只見魏京生的口中還嘟嚷著說，其實能和懂中國情況的人談這些事，還比較愉快，不覺得累；「外國那些人，其實都不懂的，不要看他們都是大官，有時他們連基本的中國概念都沒有……」
望著魏京生轉身進房間後，坐在昏黃燈光下的身影，剎時只覺得他好似蒼老許多。或許，他只要面對外界，就必須有所武裝，無法鬆懈；而魏京生的真實面貌，恐怕還是隱藏在少有人窺見全貌的門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