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我從北大畢業」起跑點就完全不同！中國菁英教育現場：菁英父母正在把社經地位傳給下一代

有的人把上大學看成是一場夢想，有一些人把上大學看作一張保障未來經濟無虞的門票。對於中國的菁英學生來說，接受高等教育並非未來可能進入的人生階段，而是非常篤定的事。訪談中，娜娜充滿耐心地向我解釋，上大學從來不是個問題，能否進入頂尖大學才是問題所在。在經歷教育大幅擴張的社會，學校的品質和聲望對地位成就至關重要。畢竟，當每個人都能上大學，進入哪一所大學才是宣告自己高人一等的關鍵。然而，在中國這個只有不到一半的學生可以上大學的國家，對一般人來說，考上大學就是一種成就。

娜娜顯然不是一個普通的中國學生。她滿口大學的選校，而不是強調上大學這件事，顯示她屬於一個獨特的群體—高社經地位的菁英青年，他們標榜自己與眾不同，追求高人一等。此外，娜娜還根據自己大學申請的結果，勾勒出職業軌跡。這說明當她為自己的第一志願而努力，她看到的是更大的利益。娜娜努力追求的不是大學入學，而是未來的地位，大學只是一個 「起點 」，直接影響個人的成就。

本研究的每位學生都認為錄取大學的排名決定了他們的未來。他們樂於接受更激烈的教育競爭，並且也善於競爭。然而，中國的高等教育並不完全等同於菁英地位。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後，政府恢復高考，於1980年代推動經濟改革，並在隨後的幾十年展開一系列教育改革。與此同時，中國社會出現了一批通過教育成就獲得地位的經濟菁英。1998年後，高等教育迅速擴張，但此時進入大學依然可以帶來巨大的收入回報，而且大學學歷還是決定經濟和政治菁英地位的先決條件。

隨著社會快速變遷，中國的社會不平等現象明顯加劇，而且出現社會兩極分化的現象：收入最高的10%與其他人群之間的收入差距明顯擴大，且窮人用於教育的支出佔家庭收入的比例是富人的50倍。中國上一代對下一代的收入傳遞效果，也就是父母收入對子女收入的影響程度，比其他國家都還要大。由於社會日新月異，不平等程度的擴大，再加上越來越高的代際收入彈性，向下流動的可能性已成為大家正視的問題，因為從階級階梯落下的孩子很難重新爬上去。

中國就和許多其他國家一樣，頂尖大學的學歷是獲取菁英地位的關鍵。北京和清華這兩所中國一流大學的畢業生，具備其他大學畢業生所沒有的優勢。其中包括大學畢業後有高達95%的就業率，起薪比全國大學畢業生的平均工資要高5成，以及在政界、學術界和經濟領域強大的校友網絡。菁英想當然爾會把獲得頂尖大學的畢業證書視為傳承社經地位的最佳渠道。

然而，要進入頂尖大學，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中國的教育競爭可說是世界上最激烈的競爭之一。中國的高等教育是通過高考選拔學生，在每年6月7日和8日舉行為期兩天的全國統一考試。考試包含6個科目：語文、數學、外語、以及人文（地理、歷史和思想政治）或理科綜合（生物、化學和物理）。雖然每年大學錄取約40%的考生，但其中只有0.08%的考生能夠考上北京或清華大學。這個比例低於法國高等學校的錄取率（不到5%）。對比美國，如果全美的高中畢業生都申請長春藤盟校，錄取率約0.1%，還略高於北京或清華。

微乎其微的整體錄取率，使得菁英開始利用其他管道來駕馭教育體制。其中一個辦法就是利用戶口制度。中國把福利制度和社會保障與一個人的戶口掛鉤，教育資源不例外，錄取率也取決於戶口。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都位於北京，因此，相較其他人口大省，人數不多的北京人口享有更多的北大清華名額。過去的10年內，北大和清華每年錄取約1%的北京學生。相比之下，山東省的考生需要在省內排名前0.1%，廣東省的考生需要排名前0.03%。

菁英除了會利用戶口的優勢之外，他們還會把孩子送到 「對的 」中學（中國將高中稱為中學），如此可以針對高考獲得專家的培訓。研究發現進入一流中學非常重要，以北京為例，排名前十的學校（全市有291所中學）明顯不同於其他學校。比起北京平均1%的錄取率，10所中學每年大約會有15%至25%的學生考上北大和清華。有能力分班的重點中學，前段班有一半的學生都能錄取北大清華。一流中學每屆只招收幾百名學生。這些中學的招生主要取決於考試成績，學生必須在中學入學考試中取得前10%的分數才能得到錄取資格。不過家庭背景也有幫助，因為那些分數略低於錄取線的學生可以繳交一大筆學校贊助費，彌補2到3分的差距（滿分580）。這是合法的做法且蔚為風潮，也代表出得起這筆費用的菁英家庭認為進入一流中學是實現菁英階級複製的重要一步。

毫無疑問，中國的菁英希望把自己的社會經濟地位傳給下一代。然而，在中國保有菁英地位並不是這些家庭的終極目標，他們要追求的是全球的菁英地位。

作者簡介_姜以琳

美國賓州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美國紐約大學上海分校社會學系助理教授，研究專長為教育社會學、家庭社會學、菁英研究、中國研究。

本文摘自衛城出版 《學神： 中國菁英教育現場一手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