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作者Sheng曾就讀台中市某知名國中資優班,此事件中的A小姐是作者的同班同學,黃老師就是他的國中導師。20多年後秘密揭曉,讓他恍然大悟,國中3年種種難以理解又光怪陸離的現象終於有了解釋。
「每當聊起國中往事,我們的話題永遠包含黃老師對A的偏心,然而我們都錯了。A不是最受寵的人,而是最嚴重的受害者。」
2022年8月17日中午,友人傳給我「這是犯罪,不是愛!名師操控資優生成禁臠」的新聞連結。只看前兩行,我立刻心跳加速,馬上從事件經過、信件筆跡認出A小姐與黃老師。繼續看下去,我的心跳持續飆升,覺得頭痛又噁心想吐。我頓時明白國中所有奇異現象的根源,連結大片塵封已久的黑暗回憶。
A小姐就是我的同班同學,黃老師就是我的國中導師。我根本不用詢問A小姐事件的真偽,也不用跟任何一位國中同學求證蛛絲馬跡;就算我跟A小姐超過20年沒有聯絡,我清楚地知道,在這個記者會上,她說的是事實。
在我14歲的時候,跟我同年齡、生活在同個教室的同班同學,被講台上灌輸我3年資優教育的「恩師」性侵、誘姦。這麼不可思議的事情,我卻沒半點懷疑;因為這個20多年才揭曉的秘密,解釋了國中3年種種難以理解又光怪陸離的現象。
然而,接下來的3天,我根本無法專心工作;我滿腦子都是國中老師性侵同學的事情,我瘋狂地搜尋這事件的更新報導,不斷湧現驚嚇、害怕、憤怒、難過、自責等負面情緒。
這個陰影,除了包含新聞提及的A小姐悲慘遭遇、黃老師人設崩壞,還有報導沒有揭露的間接受害者。我揮之不去的念頭,是一個殘酷而毫無希望的沉重打擊:我的老師操弄其他29個同學的人生,就只為了他想要上一個國中生。
A小姐—以為最受老師寵愛的女孩,其實是最深的受害者
事件爆發前,我一直以為A是全班最受關愛、最被老師偏心的人。她是被保護的公主,跟她講話的男生都會被黃老師約談,被告誡接近女生就會耽誤學習、考不上台中一中。
黃老師會特別強調旁人的眼光,增添學生的羞恥感。他曾經跟國中的我說,「你一直跟A聊天,完全不懂得避嫌,只會讓同學來糗你」、「你這種花心的個性,很多女同學都看不下去了」、「女同學都覺得你花心了,為什麼還要做出這些不自愛的事情呢?」
事實上,我的「不自愛」就只是跟A聊天、跟班上女生聊天而已,是非常普通的青春期異性往來。但老師的教誨又怎麼會出錯呢?何必自找麻煩,又被約談訓話一個多小時呢?於是,我不敢再跟A講話,班上的男生也都不敢跟A講話。
這種分裂,更在老師的有意為之下擴大。他常帶著9個女生舉辦「女生聚」,我們班被分成了男生、女生各自一群,兩個團體必須「避嫌」,不能交流,不然就是給「別人」閒言閒語的機會。
儘管如此,黃老師對A的特殊關愛,我們都看在眼裡。黃老師每天都載A回家,理由是怕A在路上被騷擾,反正他也是要把車開出來,那就順帶載回家。奇怪,班上另外一個男同學也住這個社區,怎麼他從來就沒被「順帶」載一次?
我們都知道A會被黃老師單獨輔導數學,即使她到了高中,單獨輔導都依然持續。奇怪,我記得我數學比A爛,怎麼我就沒機會被輔導?國二的時候,碰巧連續幾個中午我媽都和A的媽媽同時送便當,那段時間我被黃老師罵得特別慘,好像我做的每件事情都出錯。
A就在這種沒男生敢接近、只有老師特別關心的環境下長大。這麼奇異的現象,一直都是我們聚會的話題;即使A從來不會現身,每當聊起國中往事,我們的話題永遠包含黃老師對A的偏心,以及以A為中心所導致的男女同學各自成群。
所以這件事情爆發之後,我才會有很深的罪惡感。我錯了。我們都錯了。A不是最受寵的人,而是最嚴重的受害者。正是因為黃老師想得到A,所以用權勢創造獨處機會。他刻意營造男女分裂,就是為了讓A孤立無援。他辦的過夜班遊,就是為了晚上對A伸出狼爪。當我們聚會聊著A的被疼愛,她正被黃老師恐怖襲擊、緊迫盯人,承受這年紀不該承受的壓力,失去人生永遠失去不起的東西。A本該有個健全成長、充滿歡笑打鬧的青春期,但卻在黃老師的權勢逼迫、設局引導下遭到性侵。
青春期耶!那是個人格定型的關鍵階段,我的同班同學居然被一個大20多歲,兼具多重身分──導師、人夫、人父、楷模──的男人誘姦,必須帶著天大的祕密成長,被脅迫「要好好珍惜,小心保護這段關係,不要告訴別人」。我只要想到這20多年都誤解她,在訕笑她的時候,她獨自承受這麼長時間的黑暗,就覺得很慚愧,也很難過。
而這種感覺,在這幾天轉化為憤怒。性平會調查之後,黃老師採取最狡猾的策略──否認到底、冷處理。事隔20多年,他認定A小姐的直接證據不充分,所以敢直接找上受害者父親,告知這事已過刑事追訴期,試圖壓下來,讓一切船過水無痕。
見報之後,黃老師更是躲了起來,只回應「兩人20多年沒聯絡,不滿為何學生對外放話影響名譽」。其實,只要細看A小姐提供的書信,就知道過去黃老師對A小姐的「關心」遠遠超越一般學生,更何況此回應根本避重就輕,A小姐指控20多年前的犯行,跟兩人20多年沒聯絡有何邏輯?
如果黃老師當年對A小姐是正常師生關係,現在事隔20多年,怎麼會有成年人試圖無中生有,冒著被家人、長官、同事誤解的風險,對已毫無瓜葛的國中導師召開記者會,進行如此嚴重的指控?明知已超出刑事、民事的追訴期,A小姐還押上一切,指控國中導師曾對其性侵、誘姦,只有一個原因。
這件事就是事實。黃老師就是誘姦14歲少女的兇手。
我自己—當年懵懂的國中生,相信老師做的都是對的事
1997年,我進到這個班級的第一天,黃老師對我們說「國中生是沒有自由的」。他重複這句話好多次,強化我們的印象。那時我12歲,對這句話照單全收,我以為在各種時空、各個班級,只要是國中生,就真的沒有自由,老師說什麼,你就該做什麼。
當時交給班導的週記,被規定4個制式欄位:我的感謝、我的最愛、我的收穫,以及「我的最恨」。那時我12歲,我不懂為什麼國中生必須每週寫「我的最恨」,只能被迫回憶這禮拜班上又有什麼倒楣的事,是不是有人犯錯,導致我連帶聽訓,又或是在哪個課堂上,誰被科任老師管教。這些負面觀察,就是「我的最恨」欄位的素材,而這些素材,又被蒐集到了情報的核心──黃老師。我只要上週做錯了什麼,很快就會被他約談,約談就是痛罵一頓。於是,黃老師就好像無所不知、無處不在,他什麼都知道,他永遠在觀察你,如同神一般的存在。
既然是神,又怎會只給懲罰,不給賞賜呢?我們班有遠比其他班級更多的特殊措施,「被」緊密地團結在一起。我們有班呼、有口號、有班歌,也有「小組制度」、「互助組」,各組有自己的留言本,大家會在上面寫組內發生的事,寫下心裡的話。當我們去外操場上課,這些留言本絕對不能帶出去,因為黃老師會檢查、翻閱,帶出去就是不信任,不信任就可能被「資優家族」除名。
我們的班歌有好幾十首,例如「迎著風迎著雨」、「偶然」、「蘭花草」,都是校園民歌。那些民歌,就算放在1997年也都是老歌,只有在黃老師的青春期才會視為流行歌。有時上課到一半,黃老師起個頭,全班30個人就要團結的齊聲唱下去。
3年之內,我們舉辦了10次過夜班遊,黃老師告訴我們這簡直是世界紀錄。現在我當然知道後期辦班遊的別有用心,但是,那時候,我們都以這些特殊性為榮,只要不闖禍、不惹老師生氣,我們還是會得到獎勵的!
可是,對我來說,不惹老師生氣好難啊。資優班被獨立於母校的角落,和其他班級隔絕,老師又要求我們避嫌,別跟女同學太好。我常和另一位同學去很遠的其他班級找國小同學,該死的是,這些同學是女生。被黃老師發現了(而他永遠有辦法發現),我們兩個就被單獨責罵。
本來只是找女同學而挨罵,但情況不知為何急轉直下,我們一起受罰的頻率越來越高。隨著時間進入國三,我們兩個成為了班上的黑五類,好像全班所有的壞事都是我們做的。我曾在教師辦公室被要求蹲下、拿掉眼鏡──老師為我好,他擔心一巴掌打過來眼鏡會刮到我,所以好意提醒我先摘下眼鏡。我那同學更慘;他被黃老師要求清場,大家都離開教室,他要舉行決鬥,單挑一場。
事實上,我們兩個不偷、不搶、不菸、不酒、不翹課、不作弊、不抄襲、不打架(除非老師揪團),使用任何標準、任何定義,我們都不是「壞學生」,差得遠了。
國中後期,我們兩個就在這種氛圍下成長。我真的好怕老師,在學校怕被單獨約談,更怕在教室被公開責罵一節課。有一次他在課堂上對我大吼「是你欠我還是我欠你?」沉澱幾天後,我在週記道歉,即使我真的忘了自己做過什麼十惡不赦的事。晚上回家後,每通電話鈴響,我都怕是黃老師打過來,因為電話一講可能就是一小時,即使內容是安撫、鼓勵,但我真的不想接電話,只祈禱老師不要再找上我。
而最常跟我一起受罰的同學,他應該比我堅強,畢竟是個敢跟老師單挑的男人。一畢業,他立刻丟掉所有週記,丟掉所有跟國中有關的東西;他根本不想記起那段往事。儘管他告訴我他沒受到黃老師的任何影響,我知道,他有。我們都深深地被影響,只是承認不承認而已。
▲作者的國中週記,內容包括學生向老師道歉「當然是我欠老師」、「是我不該埋怨您」,另一篇週記則有老師的批改「我不斷的容忍、退後……真的要我反擊?」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但是,神奇的事情發生了。上了大學以後,我變成少數和黃老師保持聯繫的男生。我會和老師聊大學、研究所的狀況,也勇於當主揪,找老師聚餐。黃老師陪女兒到台北搬宿舍,即使隔天是我的博士班資格考,我還是和他在咖啡店聊了一下午。
後來我也成為了教師,黃老師變成黃校長,他邀請我到他的國中演講,我和一群小朋友談我的學思歷程,當年被他責備的歷史成為演講題材,事過境遷以後,彷彿小時候的往事只留下好的部份。我真心為他的步步高升感到高興。以前就讀的國中已無當年強勢,我還跟黃老師說,希望他回去當校長,拯救母校。就連性平會調查這起性侵事件,他想拿到A小姐的聯絡方法,因而找上同屆的學生調查通訊錄,他找的學生也是我。
這180度的轉變,外人看來神奇,但那可是我努力克服童年創傷的治療方式啊!我對自己說,你逃避就代表你還在怕。你想躲就代表你還沒走出來。要證明我現在長大了、已經不怕老師了,那就要跟他聯繫,我不能看到他就只想逃,不然我就還跟國中生一樣。所以,我說服自己只記得片段快樂的回憶,是老師糾正我的缺點,讓我走在正軌。理性的評估,這也是一部份的事實啊!只要我敢面對他,那我應該就是個健全的人,再也不受那些黑暗回憶的影響。
可是,青春期的每個心理創傷都會對人格造成破損,而這些破損會內化成潛意識的一部份,無法逆轉,無法根治。長大後,我對別人的指責格外敏感,會比常人更激烈的反抗威權。疫情期間,有時候我口罩亂戴,露出鼻子,當巡視人員出言糾正,我都要壓下第一時間產生的反抗意識,再悻悻然地戴好口罩。我的潛意識認為當年我不敢反抗,長大後我就要反抗每個管我的人!
和研究生Meeting,我會講出「你現在的進度大幅落後,你看看你其他同學,他們已經開始寫論文了!」「都已經5月了,你的進度還這樣,你真的想準時畢業?」我知道,指導教授講這些話很垃圾、很傷人。即使到了研究所,學生都還是很怕老師;而我的評語,就如同當年黃老師帶給學生的恐嚇,甚至還拿其他同儕的表現刺激學生,如出一轍。每次講完我都很後悔,我真的都會檢討,自己居然從受害者變成加害者。
但是,每一次,我還來不及用理性克制,潛意識就會先搜尋過去老師指正學生的模板,而烙印最深的模板,就是黃老師,所以我帶領學生的方式,特別是那些負面的威嚇方式,就像黃老師一樣。
我真的不知道要花多久才能克服這些黑暗面,也許那些創傷與恐懼從來就不曾消失。
黃老師—請你別從威風的教育者,變成說謊的國中生
本事件見報之前,黃老師曾傳訊息給我,談到他即將退休,最後一次關上任職國中的大門,感慨萬千。那時我恭喜黃老師,期盼他身體健康。現在事件爆發了,老師應該再也不會傳訊息給我了,可是我有話想說。閱讀全文:【投書】被操弄的國中三年、一輩子的傷痕:「台中房思琪」資優班性侵案同學再發聲
(作者曾為台中市國中資優班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