撕掉標籤！避免我們與他們之間的二元對立

讓我們回到梅爾比奇。在選舉前夕，蓋瑞不再談論「我」和「你」，而是開始談論「前進」和「後退」、「我們」和「他們」。他將自己歸為一類，其他人歸為另一個較次要的類別。

科學家估計，大約在五千兩百萬年前，我們的祖先停止獨自生活。因為他們發現，團體提供了一種極好的生存方式。尤其當靈長類動物開始在白天捕獵時更是如此，因為光天化日下他們容易受到捕食者的攻擊，因此組建團體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

分類可以讓我們將所有個體一視同仁，從而節省自己的時間和精力，因爲這樣就不必看得太仔細或想得太多，同時也能讓我們自我感覺良好：將「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fes Matter）標誌放在家門口草坪上的白人婦女，可以藉此感覺自己處於覺醒的群體中；將黃色背心放在汽車儀表板上的法國司機，可以藉此認為自己屬於受到委屈的工人群體，正在與當權派進行鬥爭。

但是這樣的分類卻會模糊重要的細節。它們很有效率卻也很滑溜，一不小心就會讓人失足。一旦出現可以與「我們」對比的「他們」，人類的行為就會改變。我們從世界各地數十年的研究中暸解到這一點：在分類思維的影響下，我們不太可能與其他群體合作，反而可能變得敵對。我們會微妙地調整自己的思考和行動方式，以便更加適應自己所在的類別。

這種自我調整趨勢是自動自發的，即使人們以任意方式劃分類別，上述行為也會發生。在一九六八年的電影《浩劫餘生》（Planet of the Apes）的片場，扮演「黑猩猩」和「大猩猩」的演員，就自發性地分成兩組共進午餐。這個行動背後沒有其他原因，他們只是對穿著相同服裝的人感到更加自在而已。

而人們只需要非常短的時間，就可以從被分類的群體，轉變成具有偏私性的團夥。這種結構不需要透過競爭、儀式、鼓舞人心的集會或財物獎勵就能達成。它只需要讓人們相信自己屬於一個群體，其他人屬於另外一邊即可。

一九七一年，社會心理學家亨利．泰菲爾（Henri Tajfel）和他的同事在英國布里斯托郊區聚集了四十八位青少年，並向他們展示畫家保羅．克利（Paul Klee）及瓦西里．康丁斯基（Wassily Kandinsky）的各六幅畫。研究者沒有告知男孩們這些畫分屬哪位藝術家，但詢問了他們喜歡哪些作品，再告知他們根據自己的藝術偏好被分到不同的小組。

這些畫作都是抽象的作品，大致創作於同一時期，且作為藝術品，本身並沒有特別的分裂或挑釁象徵。這些孩子們在學校彼此熟稔，相互之間早已存在一些友誼與聯盟。然而一旦按照藝術偏好對他們進行分組，這種新的身分就立刻突顯出來。男孩們馬上認定自己是克利或康丁斯基的粉絲。

事實上，分組的方式非常隨機，但他們的認同感卻因這種不太公平的伎倆而產生。我們的大腦被設計成更偏好群體，因此一旦得知群體的存在，我們幾乎無法選擇「不產生認同」。

要求男孩們匿名分配金錢獎勵時，多半都會給與自己同組的人多一些。即使他們並沒有從中得到實質的好處，克利組的男孩在分配獎勵時，依然會偏愛與自己同組的人，更勝過於康丁斯基組的男孩，反之亦然。

對分類的偏好，從幼年時期就出現在人類身上。孩子們在識字之前，就知道如何按照種族和性別對人進行分組。美國白人兒童在學齡時，就已經對照片中的黑人面孔表現出潛意識的偏見，即使對那些就讀於黑人學校的白人孩子來說，似乎也是如此。這並不表示這些白人孩子都在種族歧視的家庭中長大，也不意味他們一定會根據自己的偏見行事，而是顯示出人類透過意識到地位差異才生存下來，所以我們以各種沉默、陰險的方式，暸解哪些類別在我們的社會中具有影響力。

正如傑佛遜和亞當斯當年抨擊黨派政治時提出的觀點，故意在社群中設置二元選擇是非常危險的。我們有很多更好的方法可以處理政治，卻很少質疑這份二元對立的傳統。舉例來說，全民公投似乎是民主的終極形式：問問人民他們想要什麼！但是公投卻將複雜的問題分為兩類：是或否、好或壞、共和黨人或聯邦黨人、舊衛隊或新衛隊、克利或康丁斯基。這種分類方式，恰好讓我們掉入自己對「其他人」所抱持的固有偏見。

二〇一六年，二元對立的公投案件動搖了三個大陸的政治現狀：英國推出了退出歐盟的分裂提案；泰國提出了新憲法，卻遭人權組織評斷為削弱民主與自由；哥倫比亞在經歷半世紀的內戰後，簽署了一份長達兩百九十七頁的和平協議。在以上三個公投案中，選民被要求選擇同意或拒絕。

在現實生活中，大多數人對移民、全球化、民主、腐敗、販毒和受害者賠償等議題都有複雜且矛盾的感受。選民對特定議題的知識參差不齊，意見又五花八門，但是公投迫使他們選擇其中一方，從二元的維度觀看世界。

在這些公投結束後，英國脫離歐盟、泰國通過新的限制性憲法、哥倫比亞拒絕和平協議。《紐約時報》詢問政治學家麥克．馬許（Michael Marsh），公投是否在某些狀況下，會是個良好的解決方案。「簡單來說，幾乎從來都不是。」馬許說，「公投的範圍從毫無意義到極其危險都有，但無論如何都解決不了問題。」

標籤的創立，往往是為了在特定時間點為某些特定對象服務。但這些被貼上標籤的類別，終有一天會開始自行發展，這就是公投的風險如此高的原因之一。當群體中某人對某個標籤的想法與另一人不同，這個標籤的性質很快就會產生各種變化，然後遭有心人士劫持。

在梅爾比奇，「舊衛隊」並不是那些長期盤據理事會的人對自身的稱呼。事實上，這個暱稱是蓋瑞的發明。和其他分類方式一樣，這個標籤需要強調對手的某個特質，擱置（或主動忽略）其餘部分。例如，舊衛隊並不一定認為自己是個統一的集團，他們不受政黨機器的控制，也不總是意見一致。舊衛隊中有兩人偏好自由主義，一個純粹是不喜歡花錢，另一個則似乎非常想要討人喜歡，而他們都試圖透過志願服務來回饋社區─就像蓋瑞一樣，他們都喜歡梅爾比奇。一些舊衛隊成員可能會

覺得蓋瑞才是真正的「舊」衛隊，畢竟他在梅爾比奇居住的時間比理事會的任何成員都長。

那麼，為何蓋瑞要使用這個標籤呢？對他來說，所謂的「新衛隊」又代表什麼？

蓋瑞似乎試圖想要證明一些事情，這背後顯然不僅僅是一個公車站的問題。

本文摘自今周刊出版社《修復關係的正向衝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