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貧困在日本以驚人的速度持續蔓延。它步步緊逼，當你意識到的時候恐怕已無法動彈。」《下流老人》作者藤田孝典又一力作，以詳實的案例和數據，分析日本社會全面陷入貧困危機的真實情況。日本如同一面鏡子，映照出不同社會的現實焦慮，也能為台灣人帶來警示和經驗。
高學歷處於社會底層，養家的34 歲編輯律師夢碎
「這個國家什麼都有，唯獨沒有希望。」2000 年出版的村上龍先生的長篇小說《希望之國》中有這樣一句話。
Hotplus 接到的諮詢案例中，不僅有關於生活扶助方法的實務性內容，也有人打電話來只是為了向我們訴說「看不到希望」。
「我是一名合同制員工。我看不到工作和生活上的希望。能聽我說說話嗎？」
電話那頭用虛弱的聲音開始講話的是加滕弘先生（化名， 34 歲）。
加藤在東京六所大學之一學習法律，學生時代以當律師為人生目標。然而，幾次司法考試落敗後，他最終被能運用法律知識的實務類書籍出版社錄用，作為編輯入職，已經做了6 年合同制員工。
加藤的月均工資約18 萬日圓（約合台幣3.9萬），年收入約200 萬日圓（約合台幣44萬）。他家中有妻子和4 歲、2 歲的孩子。加上妻子打零工的收入，家庭年收入約300 萬日圓（約合台幣65萬）。他們在東京都內租了一套二居室，房租10 萬日圓（約合台幣2.2萬）。
「剛開始工作的時候，我以為只要努力，總有一天能變成正式員工。過了6 年，公司始終沒有這個意思，合同和待遇也沒有發生變化。20 多歲的時候，我以當律師為目標奮鬥過，但是後來為了生活，我自己放棄了。沒通過司法考試是我能力不夠，這我自己清楚。」
「最近，一想到以後孩子的教育問題、我和妻子的健康問題、年老後的事情，胸口就像被石頭壓着似的，我感到深深的不安。如果不找到比現在待遇更好的工作，生活境況將好轉無望……只是我這個年齡還能再找到下一份工作嗎？能成為正式員工嗎？心裡只有不安……」
比起向人求助，加藤像是更希望有人能傾聽他的煩惱。我靜靜地聽完後，向他介紹了房租便宜的公營住宅，並解釋了找工作不僅可以去公共職業安定所，還可以諮詢自治體運營的以職業介紹、就職扶助為目的的技術人員短期職業介紹所，同時也向他介紹了職業訓練項目等。
如果簡歷上只有合同制工作的經歷，即便換了工作也往往只能是合同制員工。在雇傭形態固定、非正式員工超過4成的日本，非正式工作依然很難被看作工作經歷。再加上34 歲的年齡，足以讓加藤感到焦慮、痛苦。
1000 萬人40多歲仍是非正式員工
立志成為律師也好，沒有通過司法考試也好，這是任何人都可能經歷的人生片段。問題是，對於由於各種原因無法成為正式員工、沒有成為正式員工就開啟職業生涯的人，能夠在職業教育、職業選擇上幫助他們的機制少之又少。
在「美國夢」被認為已經破滅了的美國，「幫助戰敗者重整旗鼓」的機制比日本多得多。在日本，超過一定年齡後，低收入和不穩定的雇傭狀態就很難被改變了。
1998 年就業冰河期，當時就業受挫、從事不穩定工作的年輕人，直到40 多歲了仍被叫作「窮忙族」「啃老族」。
到40 多歲仍從事非正式工作的人，從年齡上看今後仍是非正式員工的可能性非常之高。他們年收入達不到400 萬日圓（約合台幣87萬），隨着年齡上升，失去工作的可能性也越高。
「不夠努力」「沒這個能力就放棄吧」，譴責他們對未來沒有規劃是簡單的。但是，貧困一代的「小集團」在20 年後將有可能變成需要最低生活保障的「大集團」。現在的我們難道不該對20 年後的未來負責嗎？
向所有人悄然接近的貧困陰影
泡沫經濟崩潰後，企業依舊咬牙苦撐：保障福利待遇，培育訓練職員，即使有職員不能勝任現有的工作崗位，也會通過調崗繼續培養人才；按照年功序列上漲工資，以幫助員工撫養子女、贍養老人。
到那時候為止，陷入貧困的人在某種程度上是有限的。典型代表是過度使用體力的建築工人等以長時間勞動為常態、容易使人身心俱疲的崗位。這些勞動者步入中老年後，如果身體衰敗、失去收入來源，則求助於勞動者災害補償保險和最低生活保障。
也就是說，當時只有從事一部分職業的人屬於貧困人群。然而， 2008 年金融危機驟然改變了一切。
企業完全捨棄了咬牙堅持的家庭式經營模式，轉向成果主義。提拔能幹的員工，給予他們更豐厚的報酬，似乎是公平的舉措。然而，這種日本新型雇傭模式本質上不過是「增加便於使用的員工」。
能成為「即時戰鬥力」的人賺得盆滿缽滿，不能成為即時戰鬥力的人則做着被派遣等非正式工作，成為調節雇傭的閥門。
能掙錢的人掙到了大錢，但大多數人無論如何努力，按照雇傭合同都只能拿到15 萬~17 萬日圓月薪（約合台幣3.3~3.7萬），且工作量與收入不成正比。
即便是能賺到錢的人，也不可能一輩子不斷地為企業提高收益，一旦業績下跌就會被企業捨棄。
因此，大多數人都不能一直留在某個公司，工作能力也無法得到提升。這已成為常態，企業甚至逐漸缺失培養新人的意識。
即便順利找到工作、結婚成家、建好房子，由於公司合併、業績下滑等原因，再也無法升職加薪的案例也日漸增加。
在日本，逃離如即將沉沒的大船一般的企業並不是良策。與歐美相比，日本在失業補助和職業訓練制度等方面的不完善，導致再就業十分困難。
實際上，換工作後降職的案例在日本層出不窮。流程化的工作無法培養人真正的職業本領，若不是掌握獨有的職業技能，換工作後就會被降職。
本來是為了擺脫原來的狀態而選擇換工作，但換工作後若收入下降，反而會陷入惡性循環。
因此，儘管收入逐漸減少，人們也只能抱緊現有的工作不敢跳槽，陷入閉塞的環境之中。
作者簡介_藤田孝典
1982年出生，現居日本埼玉縣越谷市。路德學院大學綜合人類學研究科碩士，聖學院大學客座副教授（公共扶助論領域），厚生勞動省社會保障審議會特別部門委員（2013年度）。
非營利組織hotplus代表理事，社會福利工作者，「反貧困互助網絡」埼玉縣代表，黑心企業對策項目共同代表。在日本首都範圍內為貧困者提供援助，圍繞生活保障制度和扶助方式組織活動並提出建議。
著有《下游老人：一億人老後崩壞的衝擊》《下游老人：一億人疲弊社會的到來》《貧困一代：被社會囚禁的年輕人》等。
本文摘自香港中和出版《貧困危機：日本「最底層」社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