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九八年一月十三日，作家左拉在報上刊登公開信〈我控訴〉，揭露一樁軍中冤案，不但讓政府不公的事實見光，更一舉將當時普遍的「反猶主義」推向輿論最前線。
小魚不能活的海，大魚能活嗎？
我們就像大海中的島，有大有小。表面是分開，但在深處是相連的。沒有人是孤島，看到別人的苦難不幫忙，苦難早晚輪到我們！
一八九八年一月十三日，左拉（Émile Zola）在《黎明報》（L'Aurore）刊登震撼全國的公開信〈我控訴〉（J'Accuse），揭露司法與軍方勾結，迫害軍人屈里弗斯（Dreyfus），冠他叛國罪，只因為他是猶太人。當時歧視猶太人是主流，屈里弗斯跟左拉有什麼關係？左拉為什麼要為他出聲呢？
左拉從小想當作家，媽媽希望他當律師。他接受安排，但考試兩次落榜。去貨運公司工作，兩個月離職。沒事做的兩年，讀大量文學經典。然後在出版社的書店當店員，接觸新的科學思潮，開始寫文學評論和社論。
因同學塞尚的關係，出入印象畫派的集會，談論藝術和理想。這影響左拉的創作，印象派捕捉瞬間的光影，左拉用筆刻畫當下的情境。他寫作前，會先寫上數百頁的筆記才創作。
一手寫小說、一手寫社論
用文字衝撞時代風氣
左拉每天七點起床，快速吃早點，帶狗散步一小時半，回來寫四小時。下午讀書、寫筆記、回信。座右銘是「每天一定要寫作！」
他批判政府，報社常不敢刊登，收入不穩定，靠女友做手工養活。社論常被抽掉，小說卻受讀者喜愛。
二十七歲出版《紅杏出牆》（Thérèse Raquin），首刷賣出一萬五千冊。評價不一，喜歡的一讀再讀，討厭的說是色情、敗壞道德。罵得愈凶，他的小說就愈賣。
他在小說中探討道德敗壞究竟是個人因素，還是整體社會造成的？經常出現亂倫、凶殺、賣春……，招來不少罵名。而且評論時政常被逮捕。因為沒確切事證，隔天就被放出來。來回多次，澆熄他對政治的熱血。不再寫社論，專心寫小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