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和共產、專制,很容易被善惡一刀切,事實上,生存在時代中的人們,卻往往要為歷史忍受新制度分娩的陣痛。
他母親原本是小學校長,那所學校位於偏鄉,只有三十位學生。在資本主義社會,每件事情都要經過「計算金錢」,因此這所學校被判定營運不符成本而遭關閉,學生每天由巴士接送通勤到鎮上讀書,去一個他們毫不熟悉、沒有安全感的地方讀書。母親失業、許多老師失業,這也讓他的母親難免偏愛共產時期的波蘭。
當時很多人頓時失業,波蘭許多礦脈被迫關閉,過去礦工被視為專業技術,領取高額報酬,但當波蘭加入這個世界經濟體系,在資本主義規則中,給礦工很高的薪水變得不合理了,「合理的行為」是從其他國家買更便宜的煤礦,對許多失業者來說,當時是一場慘劇。
沙博爾夫斯基說,「你無法責怪他們對於發生的事情不高興,但那不代表他們喜歡共產主義、喜歡史達林、喜歡列寧,甚至說他們反對自由的生活,不是這樣的,他們只是不喜歡發生在他們身上的事情。」
他特別強調,「我從來沒說共產主義是好的體系,我想說的是,不是什麼都跟錢有關(it’s not all about money)。」生活在那時代的人們,有時很勇敢,有時只希望安穩度日。
在廚房打滾過 累積獨特素材
一罐「可樂」的記憶,已經能看出,沙博爾夫斯基對歷史的複雜性,擁有獨特的視角。其實,他很早就對「新聞」產生興趣,大學時他選擇進入華沙大學新聞系與政治學系;不過,在他正式幹記者這一行前,是位「廚師」。
「廚房對我來說,一直是一個amazing place(驚喜的場所)。」大學畢業後,沙博爾夫斯基把家當全搬到丹麥哥本哈根,從洗碗工做起,很快升上廚師助理,接著就成為真正的廚師。
然而,對世界的好奇心,以及對報導的渴望,終究將他拉回新聞這條路。「當記者一直是我的夢想。」他熱愛旅行,每到一座城市,貼著住處窗戶往外看,「就不禁在心裡想著這裡的人們是怎麼生活的?他們有沒有遇到什麼問題呢?」
於是,當機會一來,沙博爾夫斯基很快下定決心,回波蘭到報社實習,不過,沒有薪水。
成為記者後,他不但擅長「報導」,更善用自己對廚藝和食物的專長,發展出一套視角獨特的絕活,透過側訪曾為獨裁者工作的人,來還原他們的真實面貌。
他開始尋尋覓覓,「不知道是我太天真還是太笨!」這些「獨裁者」、歷史人物身邊的人哪有那麼好找。他想找伊拉克前總統海珊最後一任廚師,那名廚師一聽說一位奇怪的波蘭人要找他,愈躲愈遠,「為獨裁者烹飪的廚師,不能對外說老闆喜歡或不喜歡吃什麼,所有事情都是最高機密,就是因為他們沒有講出來才能活到現在。」
耗時三年,他才終於找到那位廚師,一次又一次珍貴的訪問,也為他累積大量的報導素材。最後,沙博爾夫斯基從一名不支薪的實習記者,一躍成為最受矚目的報導文學作家。
就像衛城出版社總編輯張惠菁說的,他的作品和人一樣,充滿黑色幽默,這種幽默並不淺薄,總能體察權力暗影中的幽微人性。歷經波蘭政治轉型、母親失業、家庭顛簸,造就了敏銳鮮活的沙博爾夫斯基式報導文學。
波蘭作家沙博爾夫斯基(舞台中)在台北國際書展舉辦講座,與台灣讀者面對面分享作品涵義。(攝影/陳睿緯)
訪前蘇聯廚師 窺獨裁者祕辛
他的新作《克里姆林宮的餐桌》聚焦在俄羅斯,「選擇寫俄羅斯,是因為波蘭有一個很有野心的鄰居(俄羅斯),持續想找機會攻擊我們。」而這次俄烏戰爭爆發後延燒至今,再度證明了專制國度無法熄滅的野望。
他訪問那些獨裁者的廚師及後人,不只知道了沙皇的「斑鳩麵」、列寧的「三炒蛋」、史達林的「喬治亞酸菜湯」食譜……,更透過這些訪問和歷史資料,重建了「君側」那群人們,對專制者的恐懼和崇拜。而現在,盤踞在俄國權力頂峰的那位「普丁」的爺爺,更是列寧和史達林的廚子。
「我想透過這些訪問,傳達幾個層次的內涵。」沙博爾夫斯基說,「獨裁者吃什麼?這當然很有趣;另外,我更想呈現,獨裁者如何利用人民的憤怒和恐懼取得他們的權力。」
這幾年,世界的歷史又洶湧了起來,而俄羅斯,又啟動波瀾的軸心。俄烏戰爭爆發後,身為波蘭人,他開著車,跟朋友、鄰居一起到邊境救援烏克蘭人。
「在烏克蘭發生的事,對全世界都很關鍵。」獨裁者無論在餐桌上,或是在金碧輝煌的會議桌前,都試圖按照其意志,制約一切。「烏克蘭如果在一個月內就戰敗,波蘭會是下一個目標。」他說,「而像是台灣,中國也會更積極想要攻下這裡。」
他看著還沒打開的可樂,接著像是陷入深思,「我試圖解釋獨裁者的行為,以及思考如何擺脫那樣的統治。」但就像他寫《跳舞的熊》,即使馬戲團的熊離開馴獸師的繩索,有時卻因自由而不知所措,開始跳起舞。
二○二二年,可口可樂公司因為俄烏戰爭退出俄國市場,普丁說,可口可樂這種飲料,裡頭全是化學物質。無論可樂健康與否,在俄國生活的人民,又回到上世紀波蘭沒可樂可喝的日子了。
或許,自由也像沙博爾夫斯基桌上的可樂,味道很甜、得來不易,卻又像可樂的氣泡,常輕易消逝。他繼續在腦中辯證、繼續找到受訪者,用文字叩問這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