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後來也才發現,我在學術面研究生活在一九二○年代的呂赫若、楊逵、龍瑛宗這些人,不也是跟我爺爺同年紀嗎?爺爺不就跟他們生活在同一個時空嗎?」賴香吟說,「我竟然後知後覺到這個地步,那時我爺爺早已去世了⋯⋯。」
她忽然感受到比史料更「活生生」的歷史,因而萌生為歷史創作的念頭。但她的筆不是要去加重「大寫」的國家社會,而是關照「小寫」的平庸百姓——就像她離世的祖父和父親。
「《白色畫像》可說是一個遲到的自我認識。」對賴香吟來說,小說不是控訴,更沒有政治目標,創作反而是很純粹的自我醒悟。她又想起父親,「這些人就在你左右,而我們從來沒有想要去問。」
於是,她在《白色畫像》中集結了三篇短篇小說,寫出三個平凡人物。他們既非受害者、也不是加害者,如師範學院出身的清治先生、做家庭幫傭的文惠女士、留學海外的凱西小姐,不過就是你我身邊那些不小心見證歷史的尋常百姓。
他們並未直接被捲進政治暴風圈,他們可能聽聞親友受害、間接知道社會上的駭人慘案。他們不是反抗者,只是妥協、認命,甚至試圖遺忘,僅求安然度過一生。然而,政治傷疤從未癒合,在他們的日子裡存在著。
父親過世衝擊 四十歲決以創作為志業
賴香吟創作向來不避諱政治,〈暮色將至〉從黨外運動者的晚年,直指台灣第一次政黨輪替後的改革無力;〈情書一九九一〉從大學生看見九○年代農運與學運激情,及國家暴力對年輕靈魂所烙印的傷痕。
時代烽火在她的作品中,常如生命之外的「白噪音」,低沉作響,而不是人活著的主旋律。
其實連賴香吟自己的生命經驗也是如此,她念台灣大學經濟系,卻對歷史更有興趣;她關注族群、性別、社運,卻從沒當過「衝組」。大作家認為自己很平凡,「我也是跟著人生走。」
和那些小說裡的小人物一樣,四十歲之前,她循規蹈矩地進修、謀職、成家,曾進了誠品書店、做外國書採購,還去成功大學念了博士班。賴香吟十幾歲就開始創作,但四十歲前,她不敢大作文學夢,雖斷斷續續寫出幾部文學作品,但寫作還不是正式的志業選項。
直到父親過世的衝擊,她才開始反思生命真正的意義。她說:「無論如何應該尋找自我,不至於白活一場。」賴香吟四十歲後,才真正重拾寫作。
當時,她已經修完所有博士班的課程,資格考也考完了,但最後賴香吟沒有交出論文,而是交了一本《其後》,一舉拿下二○一二年台灣文學金典獎長篇小說獎,終讓她步上專職寫作之路。《其後》獲獎十年後,賴香吟再以《白色畫像》奪下二○二二年金典獎年度大獎。
對賴香吟來說,文學不是謳歌英雄的史詩,她為實存的生命書寫,為像她父親那樣的人而寫。例如《白色畫像》,即使背景是白色恐怖時期,但「並不是受難者才有故事,」賴香吟強調,「即使他不是受難者,也都有他的感受、經歷、看法,以及時代究竟怎麼改變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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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賴香吟以《白色畫像》奪下2022年金典獎年度大獎。(圖/台灣文學館提供)
照見芸芸眾生 留存被抹掉的記憶
小說家更關心的是人如何活過一生、如何歷經創傷,如何寄望著安穩過日。賴香吟在書末寫道:「人我皆在其中。」白色恐怖是所有人的歷史,旁觀的、參與的,都身處其中。
「大多數的人,其實不就是整個時代的構成分子嗎?」賴香吟說:「如果文學是關注人如何活著,那這些時代裡的芸芸眾生,本來就是文學要照到的一群人。」《白色畫像》可以說是早走了一步,讓白色恐怖文學跳脫受難者框架的想像,而賴香吟用樸實筆觸,把歷史還給這些「小寫的人」。
像是書裡出現了孫立人將軍訓練下的女兵和娃娃兵、台灣早期的女傭制度、歐洲黃照夫行刺事件等,是承載威權時代的傷痕,卻也都是被遺忘的民間記憶。賴香吟說:「對於這種被取消的人生、被抹掉的記憶,那種寂寞,常常讓我心動。」
- 黃照夫:1973年3月29日,台灣留學生黃照夫為反抗黨國獨裁政權,在法國巴黎行刺中國國民黨駐法國總書記滕永康。
回望自己一路走來的人生,賴香吟總說自己平凡。年少並未投入學運,家族沒有受難者,如今旅居德國,也僅是因為先生工作的關係。但正是如此,賴香吟可以看見「小寫的人們」,對於歲月靜好的渴求,並寫出平凡生活遭逢創傷後的失語或悲愴。
她說,小說家的責任,是從歷史洪流裡撿拾這些人生碎片,「把粗礪而不起眼的石頭,雕琢成玉。」她把作品遙寄過去,不知是否也臆想她父親,和那個時代的人收到後的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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