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所期間，沐羽第一次開始嘗試寫小說，並試著投稿校內文學獎，最後沒有獲獎。他自嘲，那時候就像一個小文青，左看右看。
沐羽繼續寫、繼續練筆，練了一段時間，卻也沒找到什麼特別想寫的。直到一九年發生了「香港反送中」，六月中，不想只在台灣隔著距離看香港，沐羽買了機票回去。
「前線老實說輪不到我啦，要我去打的話，跑不過人家也打不贏，光是換衣服就會被抓。」不只六月中，十月、十二月他又回去一趟，持續兩邊跑。「能做的不多，會在經濟上支持一些黃店（編按：力挺運動的店家），但是難吃啊，真的藍店（編按：支持港府的店家）比較好吃，……要吃到小時候的味道，還是得去藍店。」光是吃飯這件事，就道盡了無奈。
「能說自己在現場嗎？但我也沒打爆任何一個東西，只能說有參與到吧。」他一回台灣，發現衝突愈演愈烈，香港的好友被黑警毆打，有的突然不見了，怎麼也聯絡不上，也有的被捕入獄。
「那陣子在線上跟香港朋友聊，隔著螢幕舉起酒杯，聊抗爭，聊留下的人怎麼打算，或是準備要走了，那時真的很多人選擇移民。」他說，雖然台灣和香港地理距離不遠，但聽著香港朋友口中說出的香港，跟記憶中的香港愈來愈遠，「因為疫情甚至還有限聚令，林林總總的，當地人也都說那不是認識中的香港。」
香港人無奈的集體記憶
一生唯一能做的就只有「逃跑」
二○年《國安法》的出現，「香港又被貼上了新的符號，作為香港人你無論如何都會犯《國安法》，那就是新的香港符號。」加上疫情衝擊，還在香港的朋友，一個接一個來問沐羽怎麼移民台灣，只是大部分還是跑去了英國、加拿大、澳洲。
台灣和香港才一個環島的距離，六百多公里遠，飛機一個半小時就到了，比台北搭高鐵去高雄還快，但是沐羽卻覺得香港離自己愈來愈遠。「除了符號本身，應該有更深入討論的一點點東西，而那一點點東西，就是我書中想問的問題。」
不在場的他，很想為香港做點什麼，於是想用小說的形式來寫下這一切。
一同如他小說中的角色阿嵐所說：「我們這些人，一生唯一能做的只有逃跑。」不斷移動和「香港人的逃逸」，正是他在書中想探討的主題。
「我爺爺是游泳下來的，很多人的爺爺奶奶都是游泳到香港，我爺爺（一九）五○年代到香港，六○年生下我爸，他們都是逃避共產黨下來的。」沐羽說起逃跑是香港人的集體記憶：從上一代文革逃跑下來的，九○年代回歸的大逃港，○三年歷經SARS再逃，○八年金融海嘯接著逃，過了十幾年，二○年又逃，香港人逃跑是有歷史脈絡的。
沐羽就這樣一筆一筆在小說中寫下從抗爭到後抗爭時代香港人的心境變化，還有選擇離開、到了台灣後的香港人處境。
只不過，因為不想被當作吃「人血饅頭」，更不想被說是增添「社運履歷」，所以寫這本小說，沐羽顯得小心翼翼。
沐羽的《煙街》寫下香港反送中運動從抗爭到後抗爭時代香港人的心境變化，還有選擇離開、到了台灣後的香港人處境。（攝影／劉咸昌）
嚴肅的嘲諷與鄉愁的距離
悲慘時不笑，以後就沒機會笑了
也因此，從寫作形式選擇小說，到小說的故事鋪陳、對話安排，都讓人看到一種距離感。一個與記憶中香港的距離感、寫作者和書中人物的距離感，正是沐羽認為自己關心香港所需要的距離。
「好想要回去寫作的狀態，好難喔，要上班。」講著講著，他又點了一根菸說，要在工作環境裡面突破上一本想要做的事情，真的很難，接著提到自己去年一整年只新寫了兩篇小說，寫在台灣的香港人的後續發展，「好想當駐村作家，煮很爛的料理，打卡說我現在吃屎，大家就會給你按讚，說：『哇！你真的很會寫東西』。」
沐羽特有的嘲諷感，不只在採訪過程中不斷出現，書中也會持續看到這類黑色幽默。「因為悲慘的時間你不笑的話，以後就沒有機會可以笑了，」他說，「我是沒有很想寫政治宣言的人，我也寫不了，說不定那時候我在西門町拿著標語『Please Stand with Hong Kong』我現在就紅了，可能有五萬追蹤者，呵呵呵……呵呵呵……。」
台灣作家蕭鈞毅跟沐羽認識六年了，蕭鈞毅認為沐羽的嘲諷感，其實是基於他對嘲諷的事情很認真，「這跟一般網路酸民對某些事情貶低的態度完全不一樣。」沐羽很重視這場抗爭，很重視抗爭的意義，可是他本身卻不在場，於是反過來嘲諷自己連在場的空間、機會和選擇的勇氣都沒有。
「沒有想回香港了嗎？」訪談最後問沐羽。「沒有。」他幾乎不假思索，再追問他原因，「出了這本書吧，不會知道紅線在哪裡，我本來就沒有很想要回去。」
沐羽脖子上刺的那顆拳頭大的地球，上面有著沐羽離開香港後的足跡，也是香港人一代接著一代的逃逸路線圖。小說最後一句這樣寫著：「願你通過煙街，抵達你想去的遠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