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本身不會讓你更快樂，但收入使人擁有更多選擇，有更多欲望得以實現。 更多收入表示你可以買更多東西或減少工作量，也可以兩者都要。
許多經濟學家和哲學家一致認為，人生真正重要的事，是得到更多自己想要的東西，所以經濟學家才會花那麼多精力，去探討與收入有關的議題，並提出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更多金錢表示你可以買到的東西更多。
然而除非你能想像擁有更多東西或更多休閒時光會讓自己更幸福，否則你又怎麼會渴望它們？如果某樣東西對你或你關心的人來說一點也不重要，我不認為那東西會有任何價值。
我可以再舉一個例子說明。我喜歡閱讀，特別是學術論文和非小說類書籍，可是多年來大家都建議我不妨讀一些小說。我幾乎沒讀過小說，除了以前學生時代讀過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約翰．史坦貝克（John Steinbeck）的作品《人鼠之間》（Of Mice and Men）。假設我聽從大家的意見，試著培養讀小說的興趣，於是花許多時間閱讀一本又一本，且後來我成功地養成興趣。這足以讓許多經濟學家和哲學家說我比過去更快樂，尤其是因為他們認為讀小說可能是一項值得培養的興趣。
可要是我沒有因為讀小說而變得更快樂呢？培養新的興趣這件事本身並不重要。當新的興趣能令我或我所關心之人比從前更快樂，養成這項新的興趣才會令我感到幸福。除非某件事能影響幸福感，否則我不認為工作、伴侶、房子還是《人鼠之間》對我而言很重要。除了幸福以外的一切事物，都需要一些理由來證明其重要性，也就是說，幸福對你我來說，都是至關重要的。
顯然，其他事物也很重要，比方說成就及本真，可是它們的重要性只來自其本身的工具性價值（instrumental value），意思是只有當其他事物能創造更多幸福感的前提下，它們才具有重要性。因此，雖然它們往往能促進幸福感，但我們絕不能被它們所奴役。如果我已經確定實話實說只會帶給自己和他人痛苦，而我依然要這麼做，那我就是在虐待自己和他人。也許你也知道有一些人是「病態性說謊者」（pathological liar），而在只會帶來痛苦的情況下仍堅持說實話就像是「病態性坦白」（pathological honest）。我們需以行為是否能帶來幸福，評斷該行為是否有意義，而非依據普遍大眾所認同的標準。
一旦我們意識到只有在自己和他人感受到幸福時，才終能斷定是否做了正確的行為，我們才能停止以錯誤的是非觀念做出道德判斷。取而代之的是，我們可以親身感受到的愉悅和目標，去衡量自己和他人所做的事（包括制定政策）是否能創造幸福，從而引導我們去思考應該做些什麼，讓社會變得更美好。
於是，感受到愉悅和目標才是至關重要的。「享樂主義」的主張是：愉悅是最重要的事。後來我加入對目標的感受，並將我的學派命名為「感受性享樂主義」。我自己就是個感受性享樂主義者，我也認為所有人在內心深處，都在追求感受性快樂。
如果你還認為關注有助幸福感以外的其他事物並非錯誤欲望，那麼我認為你應該開始重視幸福感，因為追求幸福，是實現其他目標的最佳途徑。許多用因果分析法來研究的實驗結果證實，心情較好的人比較長壽、更健康、更容易戰勝病毒、上班較不常請假、事業成就更高、工作效率更好以及擁有更美滿的婚姻。也有研究發現，手足間個性爽朗的孩子會取得更高學歷，更容易被公司錄用並獲得升遷機會。此外，好心情還能為自己帶來好印象，並有助解決衝突。不僅如此，當我們保持好心情時，也會讓我們更具吸引力、學業成績比較好，薪水也比較高。
這些都是關於愉悅的影響，那目標會帶來哪些影響？相關研究不是很多，但其影響力似乎同樣重要。參加有意義、有目的性的活動能促進身體健康、社交及日常生活的順暢。某些有目的性的活動能讓銀髮族的生活更豐富，如打高爾夫和運動。另外，工作一旦少了目標，理所當然會降低生產力及增加曠職機率。在休息時間感到無聊的中學生，輟學機率更高。當伴侶覺得彼此感情降溫時，在九年後對婚姻的滿意度會更低。無論我們怎麼看，幸福感真的太重要了。
本文摘自今周刊出版社《設計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