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巴馬打造後泡沫經濟模式

在七月二十七日於白宮橢圓形辦公室的一次專訪中，美國總統歐巴馬回顧他入主白宮半年來的政績，也談到了他與商界領導人的關係。這關係在一開始似乎問題重重，而歐巴馬對商界顯然有很多話要說。

歐巴馬針對一些美國商業界執行長所說，認為他的政策反商的批判提出駁斥；他為增加對富人課稅的建議辯護，並且談到就職以來從經驗中所汲取的管理教訓。

在與美國《商業周刊》總編輯史蒂芬．艾德樂（Stephen J. Adler）、華府辦事處主任珍．沙希恩（Jane Sasseen）共同進行的這項議題廣泛的訪談中，歐巴馬的發言時而謹慎，但句句精確有物。他預期，去槓桿化的美國經濟，在更有生產力的醫療系統、在能源創新、在教育改革，以及在更有效率的政府帶動下，成長應該可期。

他並且說，就像商界領導人不信任政府一樣，許多美國人對商人也充滿猜忌，而他的目標就是將這股民意引導至一個建設性的方向。

以下是這次專訪內容摘要：

美國《商業周刊》問：你能告訴我們，六個月來，你學到了什麼過去你不知道的管理與領導方面的教訓？在哪些問題上，你更加得心應手？

歐巴馬總統答：我在就任之初已經了解，美國面對的議題龐雜異常，我必須組建一支我可以將各式各樣任務充分授權、成員能夠合作無間的團隊。六個月來，我再次學得這個教訓：我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讓適當的人站上適當的位置，充分授權他們，讓他們創新，讓他們有創意地思考問題，要他們為成果負責，確使他們相互持續溝通、合作無間。在這方面，我想我們做得相當成功。

我一直堅持，我們一定要以最好的證據、最好的資料、最好的資訊裝備自己，我們一定要有即時資訊，不能只因它帶來不便，或因它與我們的預設假定不符而忽視資訊。我們不斷努力，務使我們以開放的胸襟面對議題。由於有周詳的評估程序，我們得以避免大錯，在作法出現狀況時得以及時調整。

自就職以來，我學得的第二件事是，你得不斷與或然率打交道。無論事關阿富汗，或涉及銀行系統，你在做成許多決定時得面對眾多選項，這些選項不保證成功，你只能評估它們的成功或然率。儘管明知手邊資訊不完整，但你得願意冒險，因為你必須做決定。

你能談一談有關商界領導人對你的說法，這說法如何影響你的決策，以及你從這些領導人身上，學到什麼你在就職之初或許不知道的事物？

在政權移交與新政府上任最初三個月期間，我們處於危機模式。在這段期間，與商界領導人的對話，絕大部分談的是金融系統是如何的脆弱，需要採取什麼穩定措施，以及我們在穩住銀行系統的過程中，應該怎麼做才不會造成打擊士氣、扼殺創意這類新問題。

這些對話，有某種非常針對性的、解決當前問題的味道。如果我打電話給波克夏（Berkshire Hathaway）執行長華倫．巴菲特（Warren Buffett），為的不是不著邊際的空談，我會請他就當前市場發表看法。如果與奇異（ＧＥ）執行長傑夫．伊梅特（Jeff Immelt）談話，內容是我們該怎麼做才能重新啟動企業借貸。

現在我們已經脫離災難迫在眉睫的困境，如何刺激長程經濟成長，開始成為我們的挑戰。這類對話的性質更形寬廣，開始涉及一些較大的策略問題。

舉個特定例子。在上一次午餐會上，我會晤了全錄、ＡＴ＆Ｔ、Honeywell與可口可樂執行長。會中談到在八○年代，大家都擔心日本人會搶走我們的飯碗，許多公司於是展開一百八十度大改革，提高品質、效率，增加生產力。企業文化於是改變，企業產能因此大幅提升，終於造就九○年代的榮景。他們要指出的是，有幾個產業抗拒改革，分別是醫療、教育、能源與政府。

既然如此，後泡沫經濟的模式是什麼？我們要說的是，要促成下一輪的經濟起飛，首先必須建立基礎、支柱。我們不是在挑選誰勝、誰敗，不是在精確預測哪些公司會成功，哪些不會成功。

我們要說的，與午餐會中幾位執行長所說的，幾乎配合得天衣無縫：我們知道，由於人口老化，醫療產業必將成長，但我們能否為這個產業注入同樣產能？我們能否運用需求，促成能源經濟轉型，使能源成為帶動我們經濟成長的巨大引擎？我們能否重整教育系統，使它培養出我們需要的人才？此外，在二十一世紀的經濟，精簡而有效的政府十分重要，但我們能否提高政府效能，使它不僅能善用納稅人的錢、提供優質服務，還能重建信譽？

許多商界領導人認為你反商。有一次我出席亞斯平研究所高峰會（Aspen Institute Ideas Festival），眼見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委員奧斯坦．古斯畢（Austan Goolsbee）的發言引起全場一片譁然，令我震驚不已。當時在場者多為年紀較長、富有、思想也頗進步的人士，他們原本傾向於支持你，但你推動的那些案子，如企業稅、個人稅等等，似乎在在令他們不快。對這些人，你想說些什麼嗎？

我們看一下紀錄吧。我已上任六個月。直到目前為止，我惟一的稅務政策就是為九五％的工人減稅，至今我還沒有簽署任何一項增稅法案。至於我們已經訂定的政策，更是都以協助商界為目的。那些認為我們反商的人，似乎忘了一件事：不過是在三、四個月以前，我們才不惜付出極大政治成本，協助他們跳出火坑。

而且這些人至今仍然享有各式各樣支撐業務的政府保證，至少如果他們置身金融業，情況正是如此。因此，聽到有人說我們反商，要我不起疑很難。

但你知道有人這麼認定。

在ＡＩＧ事件鬧得舉國沸騰時，對那些在獲得納稅人巨額紓困款的同時，卻以紅利自肥的商人，我用了相當嚴厲的字眼。如果我知道有人說我反商，我想，說我反商的應該就是這些人了。

我到今天仍然相信，如果你釀成一場巨禍，造成約十萬億美元的蒸發，你或許應該稍事自我反省，還應該改變你的業務目標。但這不是反商，這是常識。當我見到華爾街沒有痛定思痛，我知道華爾街不僅已經忘了不久前的教訓，還將美國經濟推向更大的風險。

迫於情勢，我們不得不以非常手段施援，冒的道德風險也因此較過去更大。這讓我很擔心：金融業者現在可以告訴自己，「我們可以繼續胡亂冒險，付給我們自己非常高的薪酬或紅利，因為我們知道，我們大得不可能失敗。」我認為，對經濟與商界而言，這現象都很危險。

第二個例子涉及通用汽車與克萊斯勒。有人認為，在這次事件中，我們對債券持有人不夠友善。我要再次指出，要不是因為我們對金融系統採取了非常干預，這些多屬避險基金的債券持有人很可能喪盡一切。如果政府干預行動對他們有好處，他們沒有問題。但一旦我們說，為保障通用與克萊斯勒的生存，每個人都得做一些犧牲，都得做一些如何均攤痛苦的決定，他們就有話說了：「合約就是合約，你們不能這麼干預。這麼做是政府攪局。」對於我們不得不採取的一些非常行動，商界有一種選擇性的認知。

最後一點與稅有關。我過去說的，與我現在說的並無不同。我認為，在柯林頓主政期間的九○年代，我們在稅務系統累進問題上，大體上達成適當平衡。現在，我們面對一種無以為繼、必須設法打住的結構性赤字。我們有巨額需求。就生產力成長而言，尖端一％（的納稅人）占有率愈來愈大。我們只是在恢復一些類似的平衡，根本談不上激進。如果有任何其他證據，證明我們作法過激，我樂意洗耳恭聽。我的感覺是，令所以有人說我們的政策過激，主要原因是人們對民主黨總統的成見與指望，而不是我們採取的特定行動。

有關（你反商的）說法的一個出處，是跨國稅務與各項海外收益稅務法案的有關討論。許多人表示，他們擔心的一件事是，你用的人，如你先前所說，是非常、非常優秀而強悍的資深之士，但他們有許多出身學界，或是律師。沒有一個人⋯⋯

他們不懂商業，他們從沒有做過薪酬管理等等。

正是。他們還說，稅務議題所以讓人這麼擔心，理由之一是，你的幕僚中，能充分了解稅務對競爭影響的人過少。你能談談這件事嗎？

這是一種逐步發展的過程。如何對跨國公司課稅是非常複雜的議題，完全公平的結構幾乎不存在。無論任何一刻，你只需將一切凍結就會發現，比起在海外創造就業的公司，一家公司為了在美國創造就業機會，必須付出多很多的稅。這自然讓我們感到不公平，對我們的經濟當然也沒有好處。但如果採用另一種方式，許多公司會說，「如果你改變現有稅務結構，我們不如乾脆將總部搬到海外，再也不在這裡創造任何就業機會。」

我想，跨國稅務政策的訂定沒有十全十美之道。也因此，我們只是設法達成一些平衡，一方面鼓勵商人在國內投資，一方面不致淪為重商主義或保護主義而已。其他國家也在這麼做。

我們現在面對的部分挑戰是，在六○與七○年代，美國國勢如日中天，競爭對手望塵莫及，無論是貿易政策或規範跨國業者的政策，我們甚至不必考慮其他國家的作法。

這一切都變了，我們現在生活在二十一世紀的全球經濟。我們必須更新一大堆規則，稅務政策是其一。我希望降低企業稅率，我希望減少漏洞，我們在過程中才不會損失稅收。我也必須考慮跨國公司與小企業之間的關係。亞斯平研究所的那些人，對跨國企業稅務改革的遠景可能極為不滿。但另一方面，許多本地業者必須承受三五％的稅負，而一些列名《財星（Fortune）》雜誌百大排行的公司，卻享有一二％的稅率，也是我必須考慮的問題。

我希望與商界建立一種健康的辯論關係，透過這種關係，尋求穩定而持之久遠的政策，訂定公平的遊戲規則，使公司能公平競爭、欣欣向榮。在我們的政府中，你不會見到指揮管控、由上而下、層層節制的官僚規範，因為這麼做會拖累商業。這不是我們的模式，不是我們對這類問題的看法，我們不會這麼做。

有人說，你一次想做太多事，結果可能因此什麼都做不好。對這些人，你想說什麼嗎？

管理理論說，你應該了解你的核心業務是什麼，然後全力以赴，不要為其他事分心，這話有道理。但問題是，我們往往沒有選擇待辦事項的機會。有時，待辦事項交到我們手上，我們非做不可。我希望減少工作項目嗎？當然希望。我希望多花一些時間、逐一完成各項行動計畫，完成一項之後再展開另一項嗎？當然希望。談到復甦，鑑於我們經歷的這場危機，以及我們現在面對的這些問題，我必須在同一時間投入好幾項工作。這是不得以，不是說我有什麼意識型態方面的欲望，一定得讓自己不眠不休、得讓部屬忙得喘不過氣才高興。

在華府，一切似乎總是在變，似乎沒有什麼是真正一勞永逸的。你有沒有完成什麼讓你興奮擊掌、讓你說「我終於做到了這件事，可以將它從待辦事項清單中刪除了」的事？

如果我說出我完成了什麼，那會讓我擔心，因為好事不能說，說了就會走霉運。我得敲敲木頭，求求好運才行。

那就敲敲木頭吧，你想說什麼？

我認為，在穩定金融系統的工作上，我們的表現確實可圈可點。我想，一般人不會知道我們當時與整個系統崩潰的差距究竟有多近，不會知道系統一旦崩潰，我們的處境會比現在更加惡劣到什麼程度。

當然，對那些失業的人、對那些關門停業的小企業，這些話不能告慰他們。但有鑑於當時那種必須迅速反應的燃眉之急，以及充滿變數與凶險的情勢，回顧起來，我們的成就非常不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