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強人通常是因為運氣好而獲得高報酬?

　　2006年，馬修．賽格尼克（Matthew Salganik）、彼得．達德斯（Peter Dodds）和鄧肯．瓦茲（Duncan Watts）出版一份研究報告，指出社會影響如何拉大現實世界的不平等，並導致世界變得難以預料。該實驗稱做「音樂實驗室」（MusicLab）。表面上看來，好像在研究音樂品味。研究人員設立了一個網站，吸引超過一萬四千人拜訪。每個人都可在網站上聽四十八首不知名樂團的歌，還可以下載喜歡的歌曲。
 
　　這些人第一次進入網站時，就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被隨機安排至兩種實驗情境。其一是獨立情境；另一種則是受社會影響的情境。在獨立情境中（占所有受試者的20%），研究人員讓歌曲隨機播放。受試者可以對歌曲評分、也可以下載歌曲；他們完全不知道其他人在做什麼，也不知道其他人曾經做了什麼。在完全沒有社會互動的情況下，獨立情境可以合理測出品質。大家會選出自己覺得好的歌曲，其他人的選擇則全然無從得知。
 
　　其他受試者則被分為八組，每組各占總人數的10%。他們可以自由評分和下載，但可以看到其他人之前下載了哪些歌曲。其中一個實驗情境，甚至排出了下載次數的多寡，藉此加強社會影響的效果。實際上，這八個情境就像平行時空一樣。大家一開始的情境都一樣，接下來就看住在音樂實驗室的平行時空。
 
　　賽格尼克、達德斯和瓦茲發現，品質確實很重要。獨立群組中得到負評的歌曲，在其他群組中一開始的表現也較弱。同樣的，在獨立群組獲得好評的歌曲，在其他群組裡也名列前茅。但是，在具有社會影響的群組中，可以看到非常明顯的不平等現象：好評歌曲得到的支持率遠高於它們在獨立群組中的支持率。
 
這個結果與羅森、法蘭克和庫克等人的研究發現完全一致。
 
　　音樂實驗室實驗的最重要發現在於，儘管音樂品質與是否會在市場成功有關，但究竟會不會大賣卻很難預測。糟糕的歌曲通常賣不好；但在獨立情境中，優於平均的歌曲就有機會進駐暢銷排行榜。例如，由52metro 樂團創作的歌曲「Lockdown」，在獨立情境中排名二十六，剛好在中間；但在有社會影響力的群組內，這首歌在某情境裡獲得第一名，在另一個情境中卻拿到第四十名。
 
　　音樂實驗室實驗的好處，是讓研究者得以把重要的影響因子抽離。比較獨立世界與社會世界，可以看出社會互動如何促成不平等的形成。此外，同時進行的幾個社會世界實驗，讓我們知道，要預測哪首歌能大賣，是多麼困難。雖然實驗設計很簡單，但已經足以讓我們明白自己能力多麼有限。
 
運氣難以捉摸
 
　　到這裡，你應該已經了解商業成功的背後，很可能只有小部分是出於個人能力或品質。你或許也和我一樣，很難接受《達文西密碼》（The DaVinci Code）、「鐵達尼號」（Titanic）和「蒙娜麗莎的微笑」，其實沒有太多特別之處。它們確實廣受歡迎，而你可能認為，是因為它們擁有某種特質才能脫穎而出。但其實三個都是意外。我們的心智非常擅長排除意外，並重新建立秩序；於是我們會認為，這些作品都是很特別的。
 
　　對於自己的成就表現，我們很善於自欺；心理學家稱此為「自我滿足歸因的偏見」（self-serving attribution bias）。我們通常認為成功乃出於自己的卓越能力，儘管實際上可能運氣占了多數成分。部分原因在於，我們都認為自己是有能力的。我們付出努力，可以讓事情成真。所以我們以為自己的能力造就了眼前成功。反之，我們總把失敗歸因於外部因素，包括運氣不好。
 
　　愛倫．蘭傑（Ellen Langer）和珍．蘿斯（Jane Roth）寫過一篇論文，叫做〈正面我贏，反面是因為機率〉（Heads I Win,Tail’s It’s Chance）。裡面一項實驗，要求受試者猜三十次丟銅板的結果。不過，實驗人員並不會告訴受試者真正的結果，而是按照預先設計好的順序來告知受試者。在所有試驗中，每位受試者「成功」的次數大約都是五成。不過部分受試者會被告知，他們一開始就經常猜中；有些人則被告知他們很多都猜錯。被告知前八次命中七次的受試者，估計自己預測正反面的能力分數為5.7（0分為最糟、10 分為最高），這個分數遠高於被告知一開始就大量猜錯的人。這個案例雖然是隨機事件，但一開始的成功，讓受試者相信自己具有某種特殊能力，可以預測銅板的正反面。
 
　　同樣的，當我們看見別人成功時，也會陷入歸因謬誤。這時候，我們會傾向認為發生在他人身上的事都是因為能力，而非環境造成。一旦我們對成功之事解釋完畢，就會排除其他的原因，並且把結果視為定數。例如，一個執行長對公司的影響力究竟有多大，目前研究人員仍莫衷一是，但多數人都沒發現，自己對於執行長重要性的認知，可能太過誇大了。
 
　　哈佛商學院領導發展教授拉克希．庫拉納（Rakesh Khurana）的著作《尋找企業救星》（Searching for a Corporate Savior）提到，「社會心理學家發現，領導者形象的建立，是把領導者的特質與表現結果連結起來的過程：無論結果是正或負，都會歸因到領導者身上，並進一步決定領導者的正面或負面形象。」但事實上，「執行長的影響力會被脈絡因素所掩蓋，例如產業與總體經濟的變化。」公司的成功，往往不是光靠一個人努力就可完成，而是需要眾人齊心合力，加上外在環境的幫忙。只是，我們依舊傾向將集體的成功歸因於個人。
 
　　另外要記住，產生冪次法則現象（例如音樂實驗室）的簡單模型，終究只是簡單模型而已。它可以提供一些有用的答案，而且讓我們避免太過仰賴直覺；但現實世界遠比這個模型複雜的多。以城市大小來看，城市確實會按照冪次法則排列，我們也可以建構一個模型，跑出可靠的圖像。但如果要了解這些城市如何
達到目前的規模，就需要更多深入的分析。當然你可以說，當人口移入，這座城市就會變大；人口移出，城市規模就會變小。
 
但接下來要問，為什麼大家會移入或移出？也許是因為當地公司擴大或縮減規模。另一方面，公司會成長或萎縮，原因包括總體經濟因素、地方稅務減免、當地立法或其他各種因素。造成社會影響的真實機制就在那裡，但往往難以辨識。所以當聽到有人聲稱，在面臨社會影響下還能預測結果，你應該抱持高度懷疑。
 
　　最後一點：在社會影響力極強的商業環境中工作的人，通常是因為運氣好而獲得高報酬；但是當壞運降臨時，卻不會受到同等的懲罰。這是2007至2009年爆發金融海嘯的問題關鍵。許多金融專業人員，包括銀行人員、交易員和股票經紀人，在市場大好時都拿到了豐厚報酬，將好運變現。但當金融體系面臨崩毀、許多大公司倒閉時，政府卻必須介入穩定局面。利潤私有化、損失卻社會化，產生了明顯的不公平。因為運氣而得利，並非金融業的專利，許多領域如音樂、藝術和電影也會發生這種狀況。儘管如此，還是要盡量適切地評估成功，並給予適當回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