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遇到過不少年輕人，寧願從一個相對高薪的工作換到相對低薪的工作，理由幾乎都是「反正薪水都不多，至少挑個比較有尊嚴、比較能學習，老闆、同事比較好的工作環境。」
作者：小野
有位總統候選人忽然端出一個乍聽對年輕人是好消息的「加薪政策」，凡是企業願意為薪水3.5K以下的員工加薪，企業本身可以享用三年時間的抵稅。另外進一步的策略是企業如果願意聘僱二十九歲以下的失業年輕人，企業也可以用抵稅作為回饋，這位總統候選人承諾將在立法院下個會期就要將這個法案通過。
上一代的人走過了貧窮匱乏的年代，給了下一代更多的自由和民主的社會，卻始終沒有認真去看待年輕人內心渴望的尊嚴和成就感，更甚於他們的父祖輩。前陣子我在抗議「黑箱課綱微調」的現場，一直看到飄揚著的那句話：「只要還有一口氣，都要對得起自己。」我從這樣的一句話中領悟到一種年輕世代不被父祖輩深刻了解的悲情。
許多年前和剛剛進入職場的女兒對話時，我不太明白為什麼她花了許多時間在我看來不必那樣認真的無用瑣事上，她回答我的話使我汗顏。她淡淡的說：「當我們面對的是這樣一個時代，剩下唯一還能堅持下去的，就是至少要對得起自己。」我遇到過不少年輕人，寧願從一個相對高薪的工作換到相對低薪的工作，理由幾乎都是「反正薪水都不多，至少挑個比較有尊嚴、比較能學習，老闆、同事比較好的工作環境。」
在曾經扮演經營者和管理者的經驗中，我非常注意公司裡年輕員工的潛力和待遇，這或許和我對威權體制的反感，對社會現存的不公不義的反抗有關。我喜歡一種僕人式的領導，由下而上凝聚共識，領導者採取服務全體員工的心情。除了直接調整一些不合理偏低的年輕員工薪水外，面對公司整體結構的大問題，花盡心思在調整員工的職位。
我的思考很簡單，把對的人放到對的位置上，不論年紀和背景。在我的印象中，曾經找來兩個在公司中職位和薪水都偏低但頗有潛力的年輕人，我表達要提拔他們成為重要主管。一個年輕女生接受了挑戰，直接領導所有比她年紀大資歷深的同事們，結果表現相當好。另一個年輕男生卻婉拒高薪高職，明白表示這家公司沒有前途，他只想再做一年之後出國。許多年輕人在乎的不是施捨式的加薪，而是被重用、被肯定、被信任、有尊嚴的加薪，而年輕人更在乎的是工作環境和夥伴。願意接受挑戰的年輕女生咪咪雖然在工作中飽受黑函和謠言攻擊，但是她仍然在槍林彈雨中完成理想之後才辭職離去；另一位「認清事實」的阿木則選擇出國深造，許多年之後在一所大學任教，他選擇了另一種自己喜好的生活和工作。
過去每當我想要推動一些對年輕員工比較有利的改革時，黑函和檢舉從來沒有停止過，偏偏那些既得利益者各有人脈和管道，當他們自身利益受損時從來不反省自己，反而試圖尋求各種關係介入和反擊。改革越是艱難，我越相信這個社會需要的是實現「世代正義」和「轉型正義」，徹底解決分配不均的結構問題，讓新世代的年輕人覺得英雄有用武之地，這才是他們想要的未來吧？
〈本文選自全書 李幸臻 整理〉
作者：小野
1951年生。臺灣師範大學生物系畢業後，前往美國研究分子生物學。曾擔任國立陽明大學和紐約州立大學水牛城分校的助教。
1981年，進入中央電影公司服務，結識導演吳念真，並與幾位朋友一起合作推動臺灣新浪潮電影運動，為「臺灣新電影」運動奠定基礎。1990年代初，擔任由《遠見雜誌》所投資「尋找臺灣生命力」電視影片的策畫及總撰稿。曾任臺北市文化基金會董事長、臺北電影節創始第一、二屆主席；2000年出任臺灣電視公司節目部經理；2006年出任華視公共化後第一任對外徵選的總經理。
小野以《蛹之生》一書成為七○年代暢銷作家，其創作類別豐富多元，屢次獲獎肯定，包括聯合報文學獎首獎及五度入圍電影金馬獎，並以《恐怖份子》《我們都是這樣長大的》《刀瘟》等獲得英國國家編劇獎、亞太影展及金馬獎最佳劇本獎；1990年中國時報舉辦讀者票選「四十年來影響我們最深的書籍」，《蛹之生》一書獲選為民國六○年代十本書之一。
在書寫第一本書《蛹之生》時，他以青春熱情與世界對話。30多年後，小野的「人生問答題」系列再度寫下創作高峰，《有些事，這些年我才懂》獲得金石堂2012年度作家風雲人物獎，《世界雖然殘酷，我們還是……》獲選為金石堂2013年度十大影響力好書。2014年，《誰幫我們撐住天空》則是思索生命最本源也最重要的價值。
2016年，小野的第100本書《一直撒野：你所反抗的，正是你所眷戀的》，從叛逆學生時代到當上實驗教育機構的校長，完全是一首值得細細品味的人生史詩。
書名：一直撒野：你所反抗的，正是你所眷戀的
出版：圓神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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