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晴舫，一位出生於台北的六年級生，長年旅居海外，在世界各個一級大城市間遷徙，她要用一支筆，帶給烏煙瘴氣的台灣，不一樣的銳利見解。
還記得二○一二年四月，沸騰多時的文林苑都更案嗎？當時，台北市政府、地產業者及住戶三方對峙難解，甚至有社會運動的力量投入關注，事件每天都有不同的進展，卻始終沒有最佳解方。一篇名為〈中產階級的消失〉的文章在網路上受到大量轉載。回顧一二年台灣紛擾的時局，該文作者胡晴舫可謂振筆針砭時事的一號人物。
胡晴舫於文中引述地球另一端正在發生的「占領華爾街運動」，當財富集中於社會金字塔最上層的一％時，資源分配不均致使其餘九九％的人們群起抗議；「士林王家」則象徵著鞏固社會既有體制的中產階級，卻遭到政府背叛。地球兩端相呼應的兩個事件，都直指全球社會結構可能面臨重組。這樣跳脫混局的觀點，對於成天浸泡在疲勞轟炸式報導的閱聽眾來說，形同一道清流。
▲胡晴舫振筆針砭時事，〈中產階級的消失〉一文在網路上引起極大回響。
沒有背景 闖不進主流
有機會認識胡晴舫，是因為她正好從另一個海島國家回到台灣，打理新出版的書《第三人》，待見到她時，她已經在準備離開台灣。一年四季，她移動於世界地圖的時間，遠比回到台灣的時間還多。《蘋果日報》前社長杜念中形容，她就像是遷徙在各個國際機場的「新遊牧族」——從各種羈絆解放出來，比大多數人更自由的一種人。
其實，胡晴舫漂泊的起點始於台北。台大外文系畢業的她，告別家人前往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主修戲劇，學成歸國後，短暫在劇場與廣告界工作。
「我從小人緣不好，跟同學都沒有很熟，讀大學的時候蹺課蹺得很厲害，跟老師也沒有建立關係，我父母都是好人，可是都不是重要的人，要說好命，就是我還有一點點學歷，但我後來才知道這樣的條件出社會去找工作，有些事情跟我是注定絕緣的。」
她淡淡地訴說著，播放起自己的人生旅程。剛回台灣時，她曾經擔任老闆祕書，領只有兩萬元的薪水。本土性格強烈的老闆，收工後就帶著她上酒家，像宣示實力一樣，向外人吹噓自己請了一位留美的高學歷祕書，也向胡晴舫展示自己揮金如土的闊氣。「那次我其實睜開了眼睛，看到這就是台灣的現實，老闆除了賺錢之外的成就感，就是請到一個台大畢業的學生。」
不甘心在一個注定被局限的格局工作，胡晴舫拾起學生時代開始的興趣，就是提筆寫文章。儘管自小文采就受到師長重視，大學和研究所的訓練又讓她茁壯不少，但投稿到報紙副刊的文章屢屢石沉大海。她轉念一想，把自己文學性的筆觸改為針砭時事的內容，投往社論版面。結果她發現，那是個不需要靠人脈關係就能出頭的競技舞台。她說：「只要你文章好，時論廣場在兩、三天內一定會刊登出來，而不用像投稿到副刊一樣，太多人都排隊等著刊登。」
但剛開始下筆，卻盡是跌宕險曲，一樁全民瘋凱蒂貓的現象，成了她與文壇眾多巨匠筆戰的焦點。事情發生在上個世紀末，一九九九年，麥當勞引進凱蒂貓玩偶作為加購贈品，造成排隊熱潮。諸多評論者批判，這是資本主義橫行操作的把戲，但胡晴舫選擇不批評大眾盲目，而是讚揚人們在當代擁有為自己喜歡之物排隊的自由。這個說法一見報，引來知名作家平路的不滿，兩人遂隔空展開筆戰。
彷彿上演一齣初生之犢不畏虎的戲碼，當時的胡晴舫沒有因為面對前輩作家而手軟，筆戰最後在沒有交集的對話中畫下句點，胡晴舫體認到另一件事：「台灣人在討論事情，常常無法容忍獨特見解。」
二○○○年，胡晴舫第一次造訪上海，撰文表示自己在上海看到台灣所沒有的「希望感」，儘管當時台北的生活水平一點兒也不差。此一言論也引來一陣撻伐，指控她唱衰台灣。雖然她總是說出不受歡迎的言論，但她始終不改顏色：「我知道上海當時沒有贏台北，但我看到的是將來我們即將輸掉。」
走向世界 用旅行練筆
「這個社會需要第三人，有些人還是要講不受歡迎的論調，我知道這些話難聽，可是作為一個寫作者，我只能誠實地寫我現在看到的、我想的。也許我以後也要修正自己，我沒有說我一定是正確的，可是在目前這個狀況下，我認為我看到的是這樣。」她言之鑿鑿，沒有絲毫退讓。
自一九九九年底，胡晴舫遷居香港，同時也在兩岸三地間參與幾本雜誌的創刊與編輯，此時的她，開始因工作而在世界各大城市旅行。二○○○年，她出版了第一本書《旅人》，記錄自己對各種異地文化的思考和反省。由此開始，她維持這樣的生活形態——在說著不同語言的大城市停留、工作、居住，然後累積見識、吐納原來的自己、修正偏見、思考在不同城市間所看到的反照。
看似不見容於台灣的圈子，但胡晴舫反而在世界找到更大的舞台。○五年，她辭去《南華早報》中國總監的職務專事寫作。
目前，她和先生甫搬離居住了多年的東京，在紐約展開新年度的生活，手上擁有的固定專欄，遍及新加坡、香港、台灣。
新加坡《聯合早報》副刊高級執行編輯余云指出，《旅人》一書受到許多新加坡媒體界朋友的喜愛，後來的幾本著作都登上當地暢銷排行榜，甚至，「胡晴舫說這本書很好」都具有指標意義。她說：「晴舫從不滿足小情小調，她思考現實，也透過種種現象揭示現代人與現代社會的本質問題。她的文字清晰明快，文風優美又有批判力度，具有很高的辨識度。」
和胡晴舫相識十餘年的杜念中說，胡晴舫在他心中，始終如外表那樣嬌小迷人，「但每有機會見到她，都覺得她的心靈一直在壯大，大到讓你和她談話時，每每面臨強大的壓迫感，讓我無法不想：這麼嬌小的身軀，怎麼裝得下這麼巨大沉重的靈魂？」
捍衛下一代 才是責任所在
或許正是因為胡晴舫的旅途從未停止，她的見解不斷隨著旅程開展，或許因為她從不屬於任何圈子，所以也就不試圖讓自己「討喜」，也因為她看似「不在其中」的觀察位置，更能站在客觀的距離發言。政大台文所教授陳芳明表示：「她永遠就是城市與城市之間的旅行者、站在一個中介者的角色，這個位置剛好可以看清楚很多問題。」
胡晴舫的行為是個漂泊的旅人，但她的心始終沒有離開原鄉這片土地。她疾言：「台灣現在常會碰到重要議題，比如說媒體壟斷或是都市更新，都是比政黨輪替更重要的議題，每次碰到我都覺得可喜。可是台灣很容易陷入道德公審，就是只要把一個人或一個企業抓出來批鬥，就覺得這件事情解決了，但根本不是！」
她在一二年秋天出版的《第三人》，就像是給台灣下一代的一本辯證文集，談的都是台灣問題。她亮出世界各種不同光譜的價值，然後提問，台灣，你要往哪裡去？也試著點破存在於台灣的鄉愿情懷。她以「憤怒中年」的姿態質疑：「就一個四十歲的人來說，我們該關心的是能源問題、食物安全問題、老年醫療問題，或是教育問題。這些東西也許枯燥，又不是幾句話就可以解決的，可是我寧可在這個地方受苦。」
身為台灣公民、仍然拿著台灣護照的她堅信，「當你停滯不前的時候，勢必淪為落後」，所以她會繼續寫文章，繼續為下一代闊論。
▲長年身處異鄉，總是在啟程的胡晴舫，把對台灣的絲縷情感都化為筆下諍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