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二連三的富士康員工自殺事件，讓鴻海集團與總裁郭台銘從財經版面的常客，成為頭版新聞；然而，糾結在員工自殺事件背後的深層心理結構因素，卻鮮少被觸及。事實上，事件不單只是鴻海管理階層必須嚴肅面對的課題，更是所有企業面對新世代員工，以及中國作為世界工廠正產生巨大質變的新挑戰。我們分別從企業管理、台灣電子代工產業未來，以及中國勞動市場可能的變革等三個面向，探討鴻海事件帶給管理者的三堂課。
●企業管理的一堂課 軍事化管理絕非企業正途
談鴻海旗下富士康員工的自殺事件，能給管理者怎樣的教訓，如果想想管理學之父彼得．杜拉克(Peter Drucker)再世，能給鴻海總裁郭台銘什麼建議，應該是一個有趣的角度。當然，杜拉克不可能死而復生，但我們從他生前的著作中，依然可以得到寶貴的一堂課。
杜拉克在其自傳《旁觀者》提到的美國出版界大亨亨利．魯斯（Henry Luce），他創辦的《Time》、《Life》、《Fortune》與《Sports Illustrated》，不但讓自己累積驚人的財富，其對美國出版界與大眾文化的影響力迄今仍非常巨大。
杜拉克曾經幫魯斯打過工，擔任他出版王國的企管顧問。在《旁觀者》一書中，杜拉克雖對魯斯的成功大表讚賞，但對他在公司內部製造派系鬥爭，導致主管互相猜忌，並造成公司分化對立的作為，深惡痛絕，認為這絕非企業管理之正途。
富士康應徵新進人員，必須通過20 下伏地挺身的體能考驗，凸顯其軍事化管理的一面。（圖片來源：Top Photo）
鼓勵內部鬥爭的企業文化
之所以特別提到這一段陳年往事，是因為魯斯的企業文化不禁讓人聯想起鴻海的企業文化。鴻海是一個鼓勵鬥爭，用重利作為鼓舞專業經理人最重要手段的企業。郭台銘有句名言：「爭權奪利是好漢，開疆闢土真英雄。」最高領導者楬櫫的價值觀，配合紀律嚴明的執行力，整個組織上行下效，經年累月以來，整個企業體難免就充斥著功利主義，並形成只有壓力、沒有鼓勵的企業文化。
我從一九八九年就開始在中國大陸經商，做管理工作。以我對鴻海集團的觀察與了解，鴻海不僅中、高層管理階層待遇傲視同業，就連基層員工的薪資、福利甚至客觀的勞動條件，都高人一等。把富士康員工自殺歸因於「血汗工廠」，完全是牛頭不對馬嘴。
既然問題不是出在富士康是血汗工廠，究竟又是為了什麼？我覺得從心理學大師馬斯洛(Abraham Maslow)的需求金字塔進行分析，或許可以得到解答。
馬斯洛認為，人的需求可以分為五個層次，由低而高分別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會需求，尊嚴，以及最高層次的自我實現。每一個人，當最低階的需求滿足之後，就會開始追求更高一階的滿足。馬斯洛的需求理論充分說明了人之所以與動物不同之處；而在管理學上，更以馬斯洛需求理論為基礎，衍生出各種激勵員工或業務員的管理理論。
鴻海集團藉由比同業高的待遇與福利，的確滿足了員工最基本（第一層）需求，但那只是動物最低層次的生理需求，對其他更高層次的需求不僅忽視，甚至扭曲它們，這是鴻海管理階層面對接二連三員工自殺事件，最應該要檢討的地方。
拿第二層「安全」需求來看，本來鴻海可以輕易滿足員工，但也許是企業文化造成基層管理者的偏差態度(一方面可能是出於上一級的壓力，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因為員工普遍薪水較高，認為要求苛刻一點也是應該)，往往會導致處罰過當。例如傳聞「只要犯錯，必定重懲」；而且隨時有人提醒你：犯這個錯，罰你五百元。鴻海管理人員會在生產線上丟置不良品來測試作業員的警覺性，這本也是無可厚非的品質管理動作，但在賞罰嚴明的環境下，它的副作用就是徹底打破了員工的安全感，取而代之的是那惶惶不可終日的壓力與緊繃感。
馬斯洛的第三層社會需求指的是與他人建立某種關係的需求，例如友誼、同事之誼以及對團體的歸屬感等等。當過兵，接受過新兵入伍訓練的人可能更有體會。當你離開了家(很可能是第一次)，進到新訓中心時，你原有的社會關係徹底被切斷，雖然周圍全是人，但你的感覺像是被丟到一個荒島，必須完全靠自己求生。
富士康的新人招募，氛圍與此相去不遠。人雖很多，但都是陌生人，人與人摩肩接踵，但由於管理上形塑，導致同事與同事之間的冷漠與疏離；所以在鴻海，人們社會需求滿足程度應該極低。這也是為什麼有些受訪者說：「沒有人關心我。」
第四層需求談的尊嚴，可能是鴻海軍事化管理下最不堪聞問的項目。「我說一動，你做一動」的指揮方式，被指揮的人有什麼尊嚴可言？一個擺明了你就是機器人代用品的工作，能培養出什麼高度的自我期許？所以這一塊即使不是繳白卷，分數必然也是很低。
郭台銘標榜的競爭價值，導致一個只有壓力、沒有鼓勵的企業文化。（攝影/聶世傑）
只能滿足員工低階層的需求
至於金字塔頂的自我實現，唉，就別提了，這不僅是大部分人還追求不到的境界，更遑論這些從農村來的窮二代子弟。
很冷血地一言以蔽之，這些自殺的員工，等於為了追求較高的待遇，不自覺地進到一個只能滿足最低階需求的環境，卻死在所有較高階需求層次不滿足的問題。
鴻海最近計畫對大陸基層員工加薪二二％，如果沒有其他相對應的配套措施，比如說功利主義企業文化的矯正、管理人員的再教育、疏通基層員工升遷管道、減少員工加班時間等等，有可能反而吸引更多人，錯誤地投入這個他們承受不了的工作環境裡。
我曾經在中國某大企業推行ＴＰＳ（豐田生產方式，Toyota Production System）而貼近基層，深切了解許多中國農村到都市打工的人，為了溫飽一家人，咬牙打拚，忍受沒有尊嚴、動輒遭主管責罵的那種處境。要真正達到ＴＰＳ的目標，除了錢是不夠的，而是要教育他們所謂的品質意識，運用更高層次的激勵手段去激勵員工，讓他們對自己的工作及公司產生認同感。
如果做不到這樣，只能訴諸最原始的需求，甚至是利用恐懼感管理員工，這種管理動作到最後可能演變成精神虐待，員工只能在那邊「熬」，最後如果情緒潰堤，後果將難以收拾。
最近在企業經營管理上，流行這樣的說法：給我執行力，其餘免談。鴻海在執行力上鮮有其他企業能超越，但是執行力必須建立在組織成員的各層需求有起碼的滿足之上，管理者得想法子餵飽他們的各層次需求，而企業文化、願景與激勵，也不該被視為陳義過高的企管理論，而是企業經營者必須思考、理解並且嚴肅看待的課題。
(作者高飛鷂曾任鴻海集團副總，目前退休，專研管理學及寫作)
●代工產業的一堂課 壓縮利潤的模式已走到盡頭
鴻海集團接連發生的員工跳樓自殺事件，有兩個問題最值得重視，一是鴻海本身的問題，另一個則是台灣整體代工產業的問題。
在事件發生的過程中，鴻海對外的處理方式，其實有待商榷。當跳樓事件不斷發生時，面對媒體的詢問，鴻海都沒有正面回應，一直等到郭台銘自己跳出來，帶著所有記者到深圳龍華廠參觀，才算是對外有了交代。大家看到的是，為了到深圳坐鎮處理，郭台銘整夜沒睡，搭私人飛機往返深圳與台灣，忙完記者會又要再飛回台灣接待大陸來訪官員，實在很辛苦。
很多人一定很納悶，鴻海集團內人才濟濟，有那麼多優秀的主管，一字排開至少十餘位副總裁級主管，難道沒有人可以出來處理嗎？這裡顯現的接班問題，早就是郭台銘心中之痛。
從原先二○○八年要交棒，到後來宣布重出江湖，準備再拚十年，郭台銘把自己再度推上火線，就像當年郭台銘語錄中講的：「領導人要以身作則，任何困難的事，我半夜不睡一定在場。」顯然，老郭披掛上陣，確實認真實踐當年的承諾。
郭台銘曾說：「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痛苦，你們看到的是我光鮮的時候，但名人並不快樂，如果現在我有機會選擇，我要選擇窮小子的日子。」用這句話對比記者會當天，他稍顯浮腫的雙眼，不斷擦拭額頭上汗水的情景，似乎頗符合他當下的心境。
學習日韓轉向品牌發展
然而，潛藏已久、更值得深思的另一個問題是，台灣代工產業長期競爭力的疑慮再度浮現。
鴻海的高效率，很大原因是來自於經濟規模。一般來說，在台灣的工廠生產線，通常五、六千人就已是很大的工廠了，至於大陸廠區生產線通常更大，但四、五萬名員工也算是很多了，位於深圳北部不到三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鴻海龍華廠容納了近四十萬名員工，人口規模相當於中國一個中小型縣城。這麼多的員工，管理跨度(span of control，一位管理者帶領多少名下屬)本身就是很大的挑戰，難度本來就很高。
鴻海的成功，就在於能夠把這麼龐大的人員組成，像軍隊裡的排、連、營到師等，讓組織的運作有如部隊的效率，把許多國際大廠硬是比下去，透過這種效率化的運作，創造出驚人的成長，也創造當今世上無人能及的代工龍頭。但是，跳樓事件卻透露出，追求效率極大化的同時，若無法照顧到員工身心平衡等需求，這個事業就會有極限。
從製造業轉向品牌發展，從過去的日本、韓國都可以看到。二戰以後，日本也是從代工起家，但八○年代後逐步培養自己的品牌；至於韓國一樣循著這種模式，九○年代以後積極發展品牌，成功地從製造代工過渡到品牌的經營。
若拿鴻海與宏碁相比，更可看出品牌與代工生意有著強烈的對比。宏碁目前全球僅六千餘名員工，但去年創造了五七三八億元營收，也就是說，員工數只有鴻海的一％，但營收卻有鴻海的五分之一，可以顯示出品牌經營的效率。
若比較三星與鴻海兩大集團，更有參考意義。三星電子集團去年營收達新台幣四．八兆元，鴻海集團則在二．八兆元，但三星員工約二十萬人，鴻海則有九十萬人；在員工平均年薪部分，三星為四．八萬美元，鴻海則只有四○八六美元。
換句話說，三星只用不到鴻海四分之一的人力，每名員工平均薪資待遇是鴻海的十一．七倍，卻創造出鴻海一．七倍的營收。
重新思考定位才是台灣之福
三星與鴻海都是電子業中的佼佼者，也是韓國與台灣經營效率的指標企業，早期三星也是以代工起家，但八○年代以後努力發展自有品牌，並維持很大比重由內部工廠生產製造；因此，拿來與純製造代工的鴻海相較，更能看出三星在跨足品牌經營後，為企業所創造出的附加價值與競爭優勢。
如今，代工產業的路愈來愈難走，除了中國沿海地區的缺工日益嚴重，中國政府也不斷要求提高工資，因此，鴻海不僅在年初的缺工潮已調漲薪資，日前在員工不斷跳樓後，更宣布全面加薪兩成，這種經營成本不斷墊高的趨勢，也讓未來代工產業的經營更加辛苦。
如何追求效率但又同時兼顧員工身心平衡，這是很難的課題。但人命關天，看到這些年輕生命的殞落，也許不能全部歸咎於鴻海管理階層，正如郭台銘所言，員工跳樓有許許多多不同的原因，其中不乏感情與家庭等個人因素；但是，在台灣拚命走向不斷壓縮利潤的代工方向，這個路已走到極限的盡頭。
鴻海也許不是血汗工廠，但台灣為數龐大的代工產業，確實都是靠著血汗累積出目前的成績，也許大家可以從這些跳樓事件中，重新思考台灣的定位，或許是台灣之福也說不定。
（林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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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工廠的一堂課 中國勞動條件改革可能走回頭路
二○○八年正式實施的中國《勞動合同法》，實施最低工資、女性勞工育嬰假以及資遣費等規定，為中國勞工人權跨出了一大步。
然而，鴻海員工自殺事件卻凸顯出，《勞動合同法》的一大步，只不過是中國勞工的一小步。中國，這個世界工廠的代名詞，龐大的勞工或許薪資稍微獲得調高，但依舊疲倦與過勞！
《勞動合同法》硬邦邦的法令，或許對保障中國勞工基本薪資與工作權有一定的作用，但卻無法照顧到中國勞工的身心健康。
「過度勞動或工作壓力過大可能導致憂鬱症，嚴重者甚至會自戕，先進國家如歐洲與日本對防止過度勞動有完善的法律規定甚至是社會保險，但這方面的探討，在中國依舊是一片空白！」鑽研勞動法的高雄大學財經法律學系助理教授林良榮指出。
那麼，鴻海員工自殺事件有可能引起中國政府當局的重視，深化勞動條件的改革嗎？林良榮對此發展感到很悲觀：「中國勞動力市場依舊存在嚴重供過於求的問題，真實的失業率可能超過一○％以上，如果高失業率無法降下來，勞動薪資與勞動條件就很難有顯著的改善！」
中國勞動力市場依然供過於求，使得勞工人權改善更為困難。（攝影/劉咸昌）
問題出在心理壓力！
工總大陸服務中心輔導顧問蕭新永觀察，鴻海除了基本工資按照《勞動合同法》所規定的基本薪資執行外，其他應該有的福利，例如社會保險、文教娛樂設施等，都有提供，甚至比台商和大陸本土廠商都還要好，但接連發生事故，「問題出在心理壓力！」
台灣勞工陣線祕書長孫友聯說，薪資只是勞工人權的一小部分而已，也是最基本的。況且，如果不長時間加班，鴻海大陸基層員工的薪資僅不過人民幣九百元至九百五十元間，以中國沿海的物價水準而言，物質生活仍相當拮据。孫友聯認為，要改善中國勞工的心理健康，讓工作環境更人性化，期望中國政府介入的可能性是極低的，靠政府不如靠先進國家消費者與人權團體對其國內品牌廠施加壓力，然後品牌廠再對鴻海這種代工廠施壓，要求改善勞動環境還比較實際。
中國勞動人權改革的阻礙
勞動法專家與勞工社會運動者，不僅對中國政府的勞動改革感到悲觀，甚至還擔心因為○八年實施的《勞動合同法》對外資企業衝擊太大，中國勞動條件改革甚至可能走回頭路！
林良榮去年走了一趟中國，並與當地勞動法專家交流後發現，在《勞動合同法》實施後，沿海的地方政府企圖自己制定規範較寬鬆的地方勞動合同法，以挽回外資投資成長趨緩的頹勢。
「中國勞動人權的改革是一個糾結各地方政府經濟發展角力，以及經濟發展與社會公平彼此拉鋸的問題，複雜程度難以想像！」他歸納說。
尤其在中國政府試圖把「世界工廠」轉變成「世界市場」，一方面想降低對出口的依賴，同時藉由提升人民所得水準，發展內需經濟的政策十字路口之際，中國對勞動市場改革力道的「拿捏」準度就會特別謹慎。
因此，林良榮研判，中國政府不會以新的制度或法令改革來解決勞動問題，而是會以「道德勸說」方式，引導大型企業逐步改善勞動條件。
在亮麗的經濟成長背後，中國勞工的憤怒卻與日俱增。除了富士康員工自殺事件外，最近日本本田與南韓現代兩家汽車大廠位於中國的製造基地也爆發嚴重的罷工事件。
薪資待遇與工作環境不佳固然是罷工導火線，但中國貧富差距近幾年來嚴重惡化，恐怕才是工人不滿情緒的深層結構性因素。
根據北京師範大學收入分配與貧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實的研究，在中國，收入最高的一○％階層與收入最低的一○％階層，兩者的收入差距倍數已從一九九八年的十倍驟升至二○○七年的二十三倍。如何平息人數眾多廣大勞工的不滿，將是中國執政當局與企業經營者未來的一大考驗。
（謝富旭、羅弘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