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臥底二十八天 直擊富士康勞動實錄

我認識兩群年輕人，一群是與我一樣的大學生(編按：作者仍就讀武漢大學新聞系)，他們生活在象牙塔，與圖書館、與湖光山色相伴。另一群鎮日與鋼鐵機器、巨大貨櫃為伍，生活在無數繁雜精密生產環節的廠區裡。這群人總是把他們的上級叫作「老闆」，互相之間哪怕不熟也要大聲用粗口喚作「屌毛」！

在富士康（鴻海一○○％持股的子公司）潛伏二十八天後，我走了出來。我一直試圖把這兩幅場景聯繫起來，可是很難。只是這兩個地方生活著的人們確乎有著相同的年紀、相同的青春夢。

我的潛伏，起因於《南方周末》對富士康「六連跳」系列自殺原因的調查。編輯部很快發現，《南方周末》的記者們均因年齡較大，無法進入只要二十歲上下年輕人的富士康工廠。相較而言，不到二十三歲的我，很輕鬆就被招入了富士康。

二十八天的打工潛伏，使我受到了強烈的震撼。這並非因為明白了他們究竟為何而死，而是知悉了他們如何活著。

他們生產著世界最頂尖的電子產品，卻以最慢的速度進行著自己的財富累積。他們喜歡把辦公系統設備的公用密碼設成「八八八」(編按：代表發發發)，像很多生意人一樣喜歡這個數字，但他們之中卻鮮少人知道，是自己用雙手保住了國家的「八」(保住中國經濟成長率八％)，而每天去加班、去買彩票、甚至去賭馬，卻難以找到自己的「八」！

不畏自殺事件，富士康應徵者依然大排長龍。（攝影/劉咸昌）

加班像「會呼吸的痛」

他們活得最闊綽的一天是每月的十號，發工資的日子。這一天，自動提款機與特色餐廳裡都會排起長隊，以至於提款機也會時常被提空。工資由當地最低底薪九百元加上每月不定的加班費組成。

每位員工都會簽一份「自願加班切結書」，隨後你的加班時間便不再受法律規定的每月上限三十六小時的約束。但這並不是什麼「壞事」，相反地，在許多打工仔看來，加班多的廠才是「好廠」，因為不加班，根本掙不到錢。

對急欲賺錢的打工者們，加班更像是「會呼吸的痛」：如果不加，沒有錢的日子讓他們「窒息」；如果加班，日夜勞累的工作只會讓身體加倍「疼痛」，迅速老去。更多時候他們堅定地選擇後者，甚至這種選擇的權利，也不是輕易可以獲得的。只有老闆「信任」，關係好，或是身處關鍵崗位，才常加得到班。

新開的手機店門口，銷售員向圍觀的員工們展示著iPhone，所有人都緊緊盯著他每一個「酷炫」的操作，像看著什麼新奇。可事實上，富士康生產著包括iPhone、iPad在內的幾乎所有知名品牌的數位產品，那「新奇」的機器每個部件都來自這些工人們之手，只是他們從未想過擁有最終的成品。現在，這些成品就以略高於他們一個月工資（包含加班）的「驚爆價二一九八元」出現在眼前。這是一筆昂貴的購置，所以他們只討論著怎樣花幾百元去買山寨手機。

在富士康，員工們走路快，吃飯也快，休息時間相當寶貴。

工廠的心跳聲

凌晨四點，我上完廁所側耳貼在車間走廊的牆壁上，聽到機器的隆隆聲從四面傳來，頻率穩定不息，那是這個工廠的心跳。工人們每天就在這種固有頻率的支配下工作、走路、吃飯。

我此刻明白了為什麼我在沒有人催促的情況下會在工廠的路上走得那麼快，會在食堂裡吃得那麼急，就像每個零組件一樣，進入了這條流水線，順從於那節奏，隸屬於那凌晨四點的心跳，無法逃逸。

當深圳，這個曾經的邊陲小鎮一躍而成為珠三角東岸最繁華的都市之一，在高樓大廈鱗次櫛比的背後，我遇到的卻是一群迷惘焦慮的年輕人。美國《時代》雜誌在二○○九年把中國工人當作年度封面人物；雜誌說，中國工人以「堅毅的目光，照亮了人類的未來」。然而，所謂「堅毅」，卻是忍耐機器異化、資本侵蝕所必需的品質。這樣的「堅毅」，還是他們可承受之重嗎？

每天工作、睡覺，10 人一間的宿舍，一個個卻都是熟悉的陌生人。（圖片來源：法新社）

嗜血的插針機

這個容納四十多萬人的巨型工廠並非是人們想像中的「血汗工廠」。它提供食宿，規模達到一個中等城鎮，流水作業，井井有條。與同業相較之下，這裡的設備齊全而優越，待遇標準而規範。每天都有成千上萬的人蜂擁而至，只為找一個自己的位置，找一個也許他永遠無法實現的夢想。

「我原來用的那台插針機傷過三個人。一個普工，一個全技員和我們線長。有兩個都是在運行的時候去調機器，結果把手指扎了。不過也怪，本來是很難開的機器，在扎傷人之後，連續十幾天都沒出過問題，線長說這機器『有鬼，吃血』。」李祥慶說。

類似的魔幻故事在廠區流傳。李祥慶原來在富士康觀瀾廠區是負責在塑膠板上插針的。要是有一個針眼偏了一點點，板上的孔就會比原有的大，如果出貨後被ＱＡ（品管）發現，整批都要打回重做。要是撞上某些時候手感不佳，總是插不準，即使是女工，也會抄起身邊的銅棒或鋼棍對著機器亂捶一氣。奇怪的是，打過以後，不管是機器還是自己，都順起來了。

在觀瀾的插針機流水線，人幾乎被機器劫持了。曾在那裡工作的李祥慶說：就站在機器前，「罰站」八小時（一個班八小時），一直工作。站著的時候，有東西掉了要彎腰去撿，恨不得一直有東西掉，一直不用站起來。「要是可以躺一分鐘，那就是天大的享受。」

自殺者盧新在日記中說：「現在我的人生第一步就走錯了，很迷惘……。」即使親近如曾紅領也不知道是什麼原因讓樂觀、外向的盧新突然精神異常。目前所能找到的、盧新最後的日記，發布於二○○九年十月二十六日十七點三十五分。這篇載於「校內網」其個人主頁上的日誌，清晰記錄這個喜歡哈士奇、喜歡林志玲的湘潭青年，對於前途的不知所措：「放棄了最喜歡的公職夢──支援西部建設，為了錢，來到了公司，結果陰錯陽差沒進研發，來到製造，錢還算多，但在浪費生命和前途……。哎，真的很後悔，……現在我的人生第一步就走錯了，很迷惘……。」

盧新曾經希望成為一名歌手，後來希望成為一名公務員。但五月二日開始，他變得情緒異常。平日不喜喝酒的他忽然要求曾紅領他們一起喝酒。他告訴曾紅領，他覺得「工作壓力太大了」、「睡不好」。

一樣的工作服，一樣的工作，是基層員工不願在同事中交朋友的原因。在這樣的孤立中，他們就像零件一般地默默運轉。（圖片來源：法新社）

一個年輕員工之死

到五月五日晚上十點，他開始顯得前所未有的焦躁。他一再叨念著自己「不夠孝順，給父母的錢太少」、「自己活不過當晚」。他開始恐懼整個世界。晚上十一點多，富士康公司將盧新安置到其台籍主管所住的招待所裡。

五月六日凌晨四點三十分，正在火車上的母親和弟弟大約四小時後便會到達深圳照看他。但盧新沒有等到這一刻。在床上幾個小時的輾轉反側後，盧新從朋友的身邊爬起。他說想看看窗外的風景。那時朋友就站在他的身邊。幾秒鐘之後，他就從陽台上跳了下去。

在一些社會學家、心理學家的眼裡，生於一九八五年後的盧新、李祥慶這樣的新生代打工者，具備這樣的共同性格特徵：更傾向於個人主義，更習慣於城市的消費文化，經濟負擔較輕。

而在管理者看來——李金明(富士康中國廠行政總經理)早在一九九三年來大陸，他管理著兩代打工者。他說：「第一代農民工更勤快，更容易滿足，而新生代這些孩子，『急功近利了些』」。李金明向《南方周末》記者講述，他們這一代人，是如何從台灣農村一步步成長為頂級的管理者。與第一代打工者相比，新生代農民工的工作和生活條件有所改善，但是他們卻經歷著更加顯著的城鄉分裂，更大的收入不平等，以及更深刻的社會排斥。

心理學家稱，富士康「八連跳」的自殺率仍低於全國平均自殺率。但一個年輕生命的非正常消逝，仍難以用冰冷的統計來概括和解釋。

沒有人知道是什麼原因掀動了一系列自殺骨牌效應。「但這肯定不會是最後一個。」五月十日中午，富士康集團媒體辦公室主任劉坤說。才過一天，劉坤即一語成讖。五月十一日十九點左右，富士康龍華園區的一線工人，二十四歲的河南許昌姑娘祝晨明，從租住在工廠附近的九樓跳下身亡。

儘管他們的自殺有各自的直接原因（具體因牽涉死者隱私，本文不予交代），但所有死者卻有一個共同的身分：新生代打工者。

他們的人群構成，主要是指一九八○年後或九○年後出生。資料顯示，這批人目前在農民工外出打工的一．五億人裡面占到六○％，大約一億人。劉坤提供的資料是，目前富士康的基層員工中，八○、九○年後出生的打工者，已經超過了八五％。

死亡掠過的富士康園區，生活仍在精確地繼續著。在生產電腦主機板的車間裡，白色工作帽下一雙雙眼睛秀麗明澈，他們像往日一樣快速在主機板上插進電阻、線圈。等到十七點三十分下班，刷卡機依例給每個人一個鈕扣大小的笑臉標記。

涂爾幹在他的《自殺論》談到，個體的社會關係越孤立、越疏離，便越容易自殺。「集體的力量，是最能遏制自殺的障礙之一。」或許恰是在這種孤立裡，性或者愛情對於一個個體心靈慰藉的重要性，因此而被放大（有人便因為感情跳樓）。

在富士康談戀愛也是拮据的

在這樣的人口密度裡，談戀愛也是拮据的。「廠區裡找不到地方談戀愛」，富士康工會副主席陳宏方說。而在整個龍華廠區和觀瀾廠區周圍，也並無電影院以及市政公園。

黑網吧可以從另一個途徑解決這些青年人的「荷爾蒙」衝動。它們隱藏在「餐館」或者其他名目的招牌下。有專人負責拉客，拉客的會把他們安排到具體的電腦上，這裡有不少「毛片」(指色情片)。在發工資之前，一些工人有時候也在這裡輕微地「解決一下問題」。但是他們說「看得難受，不如真的去找女的」。

如果工資發了，可以去大水坑。在觀瀾宿舍區旁，從一條插著一面破舊國旗的小路口進去，小姐們坐在一棟舊樓下的長凳上。一次八、九十元的價格，應該也是專為打工仔們設定的。

郭台銘帶領全球90 萬名員工，人數規模比台灣的公務員體系還大。（圖片來源：Top Photo）

位於深圳的城中之城

在過去的二十二年裡，富士康在台商郭台銘的領導下，以驚人的速度成長為世界工業史上最龐大的工廠，目前在中國各城市共有八十餘萬員工。因其獨特的生產模式，二○○九年年底，僅富士康龍華園區，這塊深圳北部不到三平方公里的土地，已聚居三十餘萬人，其人口規模已相當於中國一個中小縣城，如城中之城。

這個工業社區已很難用單純的「工廠」來定義，因此，富士康科技集團中國總部行政總經理李金明，亦被外媒稱為「郭台銘紫禁城裡的市長」。

《南方周末》記者的調查發現，就工作強度、加班時間、薪酬福利而言，富士康遠稱不上「血汗工廠」。在龍華街道富士康辦公室門口，每天都有數以千計的打工者排隊應徵，通過集合、形體查驗、填表、照相、考試、身分證查驗、體檢、分發八個程序後，即可成為富士康員工。高密度的自殺事件，並沒有阻止更多青年的湧入。即使排上七小時的隊伍等候招工，他們之中也仍有不少人談笑風生，滿眼期待。而那八名自殺者（後來增至十三起）中的多數，想必當年也曾以這樣的方式進入富士康。

「一樣的工作服，一樣的工作。」劉坤說。他認為，這是打工者不願在同事中交朋友的原因。在這樣的孤立中，他們每天上班、下班、睡覺，上班、下班、睡覺。——而這種鐘錶一樣的生活，反過來壓縮著他們社交的私人時間。「老鄉會」、「同學會」這樣的「非正式組織」（李金明語）在富士康幾乎是沒有的。「一旦工作上、生活上有了壓力，便沒有任何人可以傾訴和分擔。」李金明說。

這是一個奇怪的場景。在每平方公里聚居了約十五萬人的狹小空間裡，人和人卻似碎片一樣存在著。即使盧新這樣的「明星」人物（○九年底的富士康新幹班才藝大賽中，他憑演唱（你的樣子）獲得了第二名），在富士康的社交圈，也僅限於同學和校友之中。

宿舍裡一名新的「屌毛」來了，沒有任何歡迎儀式。等到某天下班，發現十個人一間的宿舍空了一個鋪位，才知道一個「屌毛」走了。「一個個都是熟悉的陌生人。」李金明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