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見蒲桃入漢家

英國著名葡萄酒評家休強生（Hugh Johnson）一九七一年首版的《世界葡萄酒地圖》（The World Atlas of Wine），是愛酒人公認的葡萄酒聖經。

這書經過多次修訂，二○○一年邀請另一位酒評家羅賓蓀（Jancis Robinson）加入共同大修的第五版，幾乎將內容完全改寫，新的版圖與我們的過去記憶迥然不同，震驚全世界。二○○七年第六版的中國篇裡，更開宗明義地說：「中國西化的一個非常強而有力的象徵，就是已經有為數眾多的中國人開始接受葡萄酒，消費量急速增加，每年估計有一五％的成長。對現在的法國葡萄酒商來說，前往上海和北京，就像是去紐約、倫敦一樣平常。」

第六版《世界葡萄酒地圖》還依據ＯＩＶ（國際葡萄酒組織）的資料，宣稱中國已經超越美國，成為全球第六大葡萄酒生產國。
 

張騫通西域 帶回葡萄酒

雖然許多人對中國葡萄酒產量數據的真實性抱持懷疑，但中國成為葡萄酒大國卻是不爭事實，而大國崛起絕非一夕之間。

回顧歷史，中國有關葡萄酒的最早記載應該是司馬遷的《史紀．大宛列傳》；書中提到西漢張騫在西元前一三九年出使西域時，在大宛國發現盛產的葡萄酒，驚豔之餘將葡萄種植與釀造技術帶到中原。台灣的網路與書公司去年底出版《從此葡萄入漢家》一書，講的就是這個故事。

《從此葡萄入漢家》書名用的典故，是唐代風流詩人李新頎（六九○～七五一年）詩作〈古從軍行〉裡的名句：「年年戰骨埋荒外，空見蒲桃入漢家。」——「蒲桃」係葡萄古名，漢代引進的葡萄酒，到了唐代開始流行。唐朝大將軍侯君集滅西域高昌國凱旋，也攜回當地的葡萄品種與釀酒技術，並推而廣之，漸成風潮。

宋代國力轉弱，葡萄酒風尚降溫；但蒙古人入關建立的元代，則是中國葡萄酒歷史的鼎盛時期。當時，在太原與南京都有官設葡萄園，馬可孛羅的《太原府王國》遊記，曾讚嘆河北與山西大規模葡萄園的美麗景致；朝廷甚至規定太廟祭祀必須使用葡萄酒，並對葡萄酒產業提供租稅優惠。元曲名家張可久的「芙蓉春帳，葡萄新釀，一聲金縷樽前唱。」彷彿歌吟出葡萄酒的一世榮景。

到了漢人奪回政權的明代，葡萄酒就從中國社會淡出，再出現的時候，是清末伴隨洋人槍炮與《聖經》而來。根據史料，十九世紀華東地區的天主教傳教士，已曾零星在教堂旁空地栽種葡萄，釀製彌撒用酒。

但中國近代真正有規模的第一家葡萄酒廠，是南洋華僑張弼士，於一八九二年在山東煙台創設的張裕酒莊。等到一九七八年中國改革開放之後，中國葡萄酒才開始百花齊放，漸成一項重要產業。

這樣的歷史，其實很有可能讓刻板印象裡沒有傳統的中國葡萄酒「文化加分」的。我想到英國著名史學家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一九八三年的經典名著《傳統的發明》（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在這本書裡霍布斯邦提醒，傳統與創造是互為因果、彼此影響的，而且許多我們深信不疑的悠久傳統，往往是在不久以前才被「發明」出來。

霍布斯邦舉例現在被視為民族象徵的蘇格蘭裙，其實是十八、十九世紀之交，因為高效率蒸氣織布機帶動毛織產品大量生產，為鼓勵新的消費需求，而由英格蘭人所發明出來的服裝傳統。

另外，台灣人很熟悉、俗稱「猴子舞」的印尼峇里島吸引觀光客的重要「傳統」文化表演凱夏克舞（Kecak），其實是一九三○年代居住在當地的德國畫家Walter Spies，以西方人的觀點，揣摩西方觀光客的期待與想望，結合當地環境特性與印度教傳說等多種元素，考量當地人生計所創造出來的「新生傳統」。就文化創意產業的角度來審視，蘇格蘭裙與凱夏克舞的發明無疑是成功的。
 

寄望創意轉化與新生傳統

而中國，除了大規模開闢葡萄園、大規模釀酒之外，有沒有再創傳統的企圖心？台灣呢？去年台中樹生酒莊，在釀酒名師陳千浩指導之下，以葡萄牙馬德拉（Madeira）葡萄酒獨特加烈製程釀成，名字回歸古漢語也近乎台語的「台灣蒲桃酒」，甫上市就深受矚目，有沒有想過以文化創新value-up再上層樓？

二十一世紀大中華葡萄酒的機會，不僅靠硬實力，更寄望創意轉化與新生傳統的軟實力。

（本專欄由楊子葆、焦元溥、焦桐、艾予森共同主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