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報偶拾

上周讀到一則新聞：一群本不相識的文創工作者，透過網路集結，希望搶救「日星」鑄字行高達二十萬個印刷活字。

根據報導，現在電腦字體多以日本「寫研」造字邏輯為基礎，講求規格化；傳統印刷字模則多由大陸雕刻師傅引入，較能保存中文書法的筆畫與字形結構，也是風格古雅的原因。在電腦字體與平版印刷普及後，凸版印刷早已沒落，「日星」鑄字行這套字模，已是世上最後一套完整的正體中文印刷活字。而進行中的「復刻計畫」不只要把鉛字收藏保存，更希望能將字體數位化，並設立活字印刷博物館。

這則報導一入眼簾，除了那些古雅印刷，以及從小到大讀書閱報的種種回憶之外，我更想起許許多多音樂會——是的，天底下哪有比音樂更稍縱即逝的藝術呢？不同的場地、不同的觀眾、不同的心情、不同的演奏家，讓每一場音樂演出都是不同的經驗。但無論那聲音是美好或醜惡，在奏出那當下後，也就立即消失在時空，再也無法重現。

當年卡拉揚最後一次帶柏林愛樂去紐約演奏，樂評在報紙寫到——「那是全世界最美麗，卻也即將消失的聲音」。我無緣聽見卡拉揚現場，但還能慶幸目睹許多精采演出。倫敦交響樂團剛剛慶祝指揮家柯林戴維斯爵士（Sir Colin Davis）與該團合作五十年，曲目排出戴維斯最經典的莫札特《第四十號交響曲》，並請來鋼琴大師費瑞爾（Nelson Freire）合作布拉姆斯《第二號鋼琴協奏曲》。

這是場震撼人心的歷史盛會，演出還沒開始，光是高齡八十一歲的戴維斯爵士走上舞台，全場就喝采不絕向大師致敬。但讓人意外的是如此重要演出，竟然沒有安排錄影錄音。所有燦爛樂音與熱情掌聲，在音樂會後只剩下回憶。

戴維斯和費瑞爾畢竟還是錄音等身的音樂家，但史上有太多傳奇人物，寧可讓自己的藝術隨風而去，就是不肯錄音。李斯特晚年最得意的學生，拉赫曼尼諾夫的表哥，堪稱俄國鋼琴學派一代掌門的巨匠西洛第（Alexander Siloti），就是這樣的例子。

即使西洛第活在錄音時代，俄國革命後還遷居紐約，但出於對錄音的不信任，他就是不願意錄下演奏。今日這位大師的惟一有聲記憶，竟僅是一捲兩分鐘左右的錄音盤帶：那是家人趁他在客廳隨意彈奏時所錄下的音樂片段。但即使是斷簡殘篇的家居錄音，西洛第懾人心魄的瑰麗音色與溫柔多情的歌唱句法，粗頭亂髮仍不掩國色，果真是一代傳奇。

只是就算西洛第願意錄音，嚴格來說，所保留的也只是「聲音」而非「音樂」。再怎麼高級的音響設備，也無法忠實重現錄音地點的音場和環境，更無法呈現演奏當下音樂家與聽眾之間的心靈交流。

但現場演奏的魅力也在於此：正因為每一場演出都不同，且無法保存、無法重現，音樂會才那麼特別，現場演出才那麼值得期待。人們期待作品中的難點，看音樂家如何以超絕技巧解決問題；人們也期待意外，希望音樂家帶來驚奇。

遺憾的是，隨著錄音技術與音響設備越來越普及，音樂既是隨手可得，人們也就對演出漠不關心。進音樂廳不再是為了欣賞藝術，演出只是生活消遣一項，甚至淪為隨意消費。聽眾席的噪音越來越多；平時不咳嗽的人，到音樂會卻非咳不可，完全不把音樂當一回事。在音樂最容易取得的時代，卻也是對音樂最不尊重的時代。

最近一位年齡相近的朋友，突然想起什麼，在網路拍賣上搜尋，果然給他下標得手，寄來「漢堡神偷」一個：看著他與回憶的當下合照，笑容裡彷彿可以讀出麥當勞在台灣的二十年軌跡，以及那些塵封已久卻不曾忘記的故事。

無論是「日星」的鉛字，或是記憶中的玩偶，所代表的都遠超過物件本身。

「日星」字模是否能復刻成功，未來是否能見到數位化的鉛字印刷，我只能寄予祝福，但希望「復古」或「懷舊」不會只是商品，而能真正沉澱出有意義的文化素養與人文精神——節目單不必翻那麼大聲，想咳嗽可以避開演奏，有話可以等音樂會後再說，音樂會因為聽眾的專注誠心而更有意義，每一個當下都能變成永恆。
（本專欄由楊子葆、焦元溥、焦桐、艾予森共同主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