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無法看見二氧化碳，因為它是一種無色氣體。然而正如新冠疫情期間的觀察，碳排放量下降的效果是顯而易見的。
微粒汙染（ Particle pollution）是城市中常見的一種棕黃色煙塵，它們從同樣排放溫室氣體的工廠、燃煤、燃氣發電廠，以及使用化石燃料的車輛汩汩噴湧而出。但是新冠病毒使全球消費經濟停滯不前時，這一層霧霾開始散去，蔚藍的天空突然出現在世界各城市的上空，讓習慣看到灰沉天際的大眾震驚不已（ 這可能是人類有史以來，對自己日常行為產生的全球性後果最有共識的一次）。我們往往認為不可見的碳排放，事實上正在褪色。
這些變化最初主要發生在世界上汙染最嚴重的地方，例如許多消費品生產地的印度、中國和巴基斯坦。甚至連二〇一九年被評比為空氣品質最差的印度加濟阿巴德，都在世界因新冠疫情紛紛封城的幾天後出現藍天。在非疫情期間，每年四月，汙染最嚴重的一百座城市中，有五十五座城市的空氣品質會因微粒汙染，處於「非常不健康」至「危險」等級。然而二〇二〇年四月底，只有三座城市的空氣品質依然如此糟糕（ 這三座城市─越南河內、中國廣州和成都─很早就受到第一波冠狀病毒的襲擊，並且已經重啟工業生產活動）。在測量汙染物羽狀氣流的衛星雲圖中，我們確實看到一顆燃燒星球的火焰正在漸漸消退。
今日的富裕國家擁有相對乾淨的空氣，一部分是因為早已將多數汙染產業轉移到其他地區，幾乎不生產任何商品。然而封城不久後，即使像溫哥華這樣以新鮮空氣聞名的城市，都出現「 更藍」的天空（這就像以前只能涉足淺水，現在竟能一眼望進更深的水域）。疫情期間，倫敦和紐約曾幾度擁有世界上最乾淨的都市空氣；多倫多聞起來就像都市化前長滿橡樹和松樹的原野；洛杉磯則能在清晨聞到雨後清新的鼠尾草香氣。幾乎在這一瞬間，所有人都意識到，往日自己一直呼吸著比想像中更黑、更髒的空氣。可見的霧霾讓我們理解不可見的溫室氣體汙染，其效果可說是令人不寒而慄。
很多人認為這片藍天是因為人們都待在家裡，但更確切的原因是消費經濟的停止：工廠關閉、飛機停飛、海運量顯著減少，人們為了賺錢或花錢的日常通勤也取消了。此時，消費者的困境變得非常清晰：我們的經濟由消費所驅動，但消費也同時驅動了碳排放。這種依存關係如此緊密，以至於氣候科學家長期以來將兩數據的交相成長視為變化的指標─加速時尚周期，等於加速氣候變化；減少聖誕節的狂熱消費，就等於減少進入大氣的二氧化碳分子。即使如此，政治人物卻從未認真考慮以「減少消費」的方式，來應對氣候變化。
羅馬俱樂部（ Club of Rome。譯註。研討國際政治問題的全球智庫）在一九七二年發表《 成長的極限》（ Limits to Growth ），警告大眾在資源有限的星球上，追求無限成長的危險，並探討人類是否能夠魚與熊掌兼得，同時擁有不斷成長的消費經濟，和乾淨健康的自然環境。人類是否真的能一直生活在已然習慣或一心追求的舒適環境中（無所不在的空調、擁有三輛車的家庭、不斷汰舊換新的衣櫃、無窮無盡的新玩意、環球旅行渡假），而不會對環境造成損害？這份報導並不排除這種可能性：「正是因為人們克服了限制，才得以形成當今主導的文化傳統」。
這種占主導地位的世界觀從未改變。所有經濟活動─從服裝工廠到足球比賽，從牛隻牧場到大眾旅遊─某種程度上都可以與環境危害「脫鉤」，就像一節車廂可以從整列火車脫離一樣。這種思維現在是全球各地政府和企業的主流想法：他們認為科技終有一日可以解決氣候變化，無需大幅改變現今的生活方式。這是種被稱為「 綠色成長」（ green growth）的聖杯，一種不會破壞環境且能持續成長的經濟模式。
二〇一〇年代中期，汙染與經濟成長「脫鉤」的承諾似乎突然成為現實。二〇一四年，全球二氧化碳的年度排放量與前一年持平。我們排放到大氣的碳並沒有比較少，但也沒有比較多。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二〇一五年和二〇一六年，因此「我們有理由保持樂觀」。由全球三十個主要經濟體所組成的國際能源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譯註。一九七四年為應對能源危機而成立，致力於預防石油供給的異動），其數據處理團隊負責人科齊（ Laura Cozzi）這麼告訴我。
但我們同時也有理由保持悲觀。因為即使數據持平，碳排放量仍然高得超乎常理，雖然二〇一四年的碳排放量首次出現停滯，但當時正處於史上碳排放的最高點。
把大氣層想像成一個浴缸，並在裡面放入一堆乒乓球，代表在大氣中積累的二氧化碳：當我們談到「趨勢」時，指的是每年增加的乒乓球「數量」。舉例來說，二〇一三年創下新增十顆乒乓球的最高紀錄，二〇一四年則再次增加了十顆乒乓球（好吧，至少不是增加十一顆或十二顆），二〇一五年增加了十顆，二〇一六年也一樣增加了十顆。我們增加乒乓球的速度看似平穩，但浴缸中的乒乓球總量（也就是大氣中的二氧化碳總量）卻持續增加。
不過這其中也有好消息：在拉平碳汙染曲線的同時，世界人口增加了一．七億，全球經濟成長了一〇％。經濟成長和二氧化碳排放總算能「脫鉤」，各自發展出不同的路徑，年度碳排放量可以維穩， 而經濟則繼續成長。
排放量放緩有幾個原因：首先，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及中國正在大幅降低二氧化碳汙染。多年來，歐洲一直處於減碳行動的領先地位，但世界第二大碳汙染國美國也加入了戰鬥。儘管中國消費者的平均排放量約少於任何富裕國家的居民，但由於西方國家將生產外包，身為世界最大商品製造國的中國，也成為世界上最嚴重的碳汙染排放國。然而中國和西方一樣，決定減少煤炭燃燒，增加天然氣的使用，並且在再生能源和核能方面做出更大的努力。因此，所謂的「綠色成長」確實正在發生。
不過，二氧化碳汙染會趨於平穩，還有另一個鮮為人知的關鍵：全球整體經濟的成長正在趨緩， 尤其是在中國、美國和歐洲。減少碳排放的不僅是綠色科技，「消費減少」同時也貢獻良多。曾是史丹佛大學的環境科學家傑克森（ Rob Jackson），現在是「全球碳計畫」（ Global Carbon Project）的負責人。這個組織由許多氣候科學家組成，主要任務是追蹤碳排放。傑克森表示：「事實上，我們處在脆弱的碳排放停滯狀態。如果全球經濟蓬勃發展，排放量就不會持平。」
傑克森在史丹佛大學的一位同事向他打賭一萬美元，認為碳汙染還沒達到高峰，排放量很快就會再次上升。傑克森並沒有下注，但他確實曾表示未來的年度總碳排放量，極可能會一直控制在二％之內。
次年（ 即二〇一七年），根據「 全球碳計畫」的計算，全球碳排放總量增加了二％。二〇一八年隨著全球經濟飆升，碳排放量更成長了近三％，煤炭用量再次小幅上升，石油和天然氣的用量則有增無減。儘管我們見證了某種程度的「脫鉤」，但更準確地說，經濟成長和碳排放仍然緊密相連，只是比過去稍微不那麼密切罷了。
本文摘自今周刊出版社《機智購物生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