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全球舉辦重要運動賽事，除了競技場上的激烈競爭，業者在爭奪轉播權時的角力更是驚心動魄，隨著2020年東京奧運的腳步逼近，台灣觀眾是否能透過自己習慣的觀影方式幫中華健兒加油，還是未知數。
體育競賽有一種特殊的魔力，讓國人可以不分男女、老幼、階級、政治立場，上下一心為自家選手加油打氣，是激發國民榮譽感、向心力，提升國家主權意識的最強方法，這也是為什麼在今年7月落幕的世足賽賽事中，包括法國、克羅埃西亞、南韓等各國領袖皆親自現身為國家隊加油的理由。
體育迷只要遇到雙數年就能看到重大賽事，原本這是件幸福的事，體育選手能展現長久以來的訓練成果、觀眾能看到精彩的比賽、相關業者能搭上順風車創造商機，但在台灣，每到重大運動賽事開戰，觀眾最有感的就是幾乎每年都要吵一次轉播授權的問題，每年都有部分觀眾落入「看不到比賽只能跳腳」的窘境。
要釐清中間的問題，我們先從逐年水漲船高的轉播金談起。中華電視運動資深主播謝昶易經歷了7屆奧運，他回想當初華視剛成立時是以20萬美元（600萬台幣）即拿到世足賽轉播權，到了2018年的今天，轉播金已經暴漲約30倍，來到近2億台幣的水準。
而在奧運賽事的部分，在2008年北京奧運因為無時差又有台灣人最愛的棒球賽事，轉播權利金大約為2.4億台幣；2012年倫敦奧運因為不比棒球又有7小時時差，權利金萎縮至1.5億元；2016年的里約奧運權利金則漲至3.5億元。
在成本不斷墊高的環境下，愛爾達電視執行長陳怡君形容，業者出手搶轉播權就像一場豪賭，如果選手成績好才有可能賺錢，「像是轉播日本職棒選手陳偉殷的比賽，砸錢拿到轉播權，但陳偉殷卻因為受傷整季報銷。」少了陳偉殷的球賽沒人看，對業者來說何嘗不是投資報銷呢？
以過去愛爾達拿轉播權的例子來說，砸了錢投資後卻多次成為箭靶，因為除了在MOD、愛爾達自己的平台上轉播外，再授權給其它業者，像是公廣集團、頻道商或系統業者的過程都不太順利，業界隱隱向媒體透露原因是愛爾達自己墊高了轉播權利金，再回頭用高價授權給其他業者，所以其它業者不埋單。
不過，陳怡君大聲喊冤：「以今年的俄羅斯世足賽來說，我真的沒有接到任何一家業者來出價，怎麼反而來怪我？」陳怡君也用追女孩子的情境來比喻，這樣等於到處去放話說喜歡哪個女生，但面對女孩卻一句話也沒說、一通電話也不打，再抱怨她很難追。
如果這只是一個很單純的商業競爭活動，那還沒有什麼好吵的，難就難在運動賽事的轉播還有更深一層的意義。衛星廣播電視公會祕書長陳依玫認為，不管賽事是否有台灣選手出賽，都有轉播的必要，這樣才有機會養成專業體育人才、培育國家體育產業。
但交通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范國華則認為，世足賽與奧運不應該混為一談，因為奧運有各國選手參與，有其公益性質，而世足賽則是純商業行為，商業如果演變成壟斷，政府才要去介入。
但世足賽的高額轉播金，背後真的是純商業考量嗎？陳依玫表示：「世足賽結束後MOD戶數衝高，這些是政治回收，不是所謂的純商業模式，要說純商業模式應該是看能損益兩平嗎？那麼高的權利金可以回收嗎？不應該去奧委會面前抬高權利金、墊高自己的成本。」
陳依玫疾呼：「政府應該要出面整合，讓衛星頻道、新媒體一起去對付FIFA、奧委會，而不是讓自家人廝殺、肥了外國人。」
雖然台灣線上影視產業協會理事長錢大衛也贊成整合是好的，但他認為更重要的是：「各項權利義務要怎樣分配呢？如果確定全面免費轉播，就要有全面的規劃；如果確定業者可以收費，各收看管道要怎樣分擔成本？這些都要有機制且合理化，例如以收視戶的人數來計算，另外，還有隨選VOD的規劃都要考慮到。」
北科大智慧財產研究所副教授江雅綺則以英國經驗為借鏡分析：「英國有必載頻道規定也有授權機制，其實公共利益衡平不一定跟免費綁在一起，也許多讓市場自由發揮，市場有一隻看不見的手，自然會調整好，現在提出的規管方式再過幾年可能又要調整。」
對於台灣業者一起組隊去談轉播權，陳怡君表示並不排除這樣的作法，但也強調愛爾達的策略會隨著市場的條件不斷做動態調整，現在無法為2020年東京奧運的策略定調。
另一位不願具名的業者則分析，理想上當然是台灣組一隊去跟外國人談好，但每個業者各有各的盤算，實際成軍的機率很低。
某種程度上來說，有線電視的關鍵頻道無法上MOD、運動賽事轉播授權年年引發爭議，背後都可以看到有線電視與MOD角力的痕跡，雖然說讓部分觀眾收視權益在過程中受損，可能是傷敵一千自損八百的作法，但在雙方拚出個你死我活之前，國際運動賽事轉播爭議恐怕還是會一再重演。想看2020年東京奧運的完整賽事，還是提前佈好局、接受使用者付費的概念，該付的費用別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