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過得好快，又到了中秋節吃月餅的時候了。你知道去年的中秋我在哪裡過的？埔里！九二一大地震後的第三天，世界展望會指派我開著四輪傳動吉普車到災區待命，看看有沒有幫得上忙的地方；結果因為災區規模實在太大了，救災指揮體系也還沒有建立好，加上道路交通的狀況惡劣，所以沒有派上用場。反倒是中秋夜在埔里與災民們共住帳篷，不但吃了他們的月餅，還喝了他們的威士忌，我想我這輩子是忘不了一九九九年的中秋夜。
曾經有一次回到美國，在公路上開車，突然後方來了一輛鳴著警報、閃著燈的消防車，我立刻靠路邊停車；車上的台灣朋友一臉納悶地看著我問：你停車幹嘛？換我反問他：我幹嘛不停車，難道要跟消防車「ㄍㄚˋ」車不成？據我觀察，在台灣，消防車或救護車在街上跑，很少有人會讓它們先通過；現在的情形當然好一些些，但是與美國駕駛人的用路紀律相比，還有很大的改善空間。
一部救護車至少有一條生命依賴它急救，而一輛消防車則有更多的性命靠它；承擔這麼緊急重要的責任，怎麼可以不讓它們先通過呢？兩個月前的八掌溪事件，當大家都在責怪政府處置不當時，這些人是否想過自己開車有沒有讓消防車先走；假如因為自己沒讓路而導致一條、甚至數條性命遭到危害，他的罪難道會比八掌溪事件中政府的責任來得輕嗎？所以在指責別人之前，是不是應該先檢討自己的態度？
美國一向重視人權，不過過去只重視美國人的人權，近二十年來才開始將人權視為普世價值，認為生命凌駕一切之上。在越戰末期，美國國內已經普遍存有反戰情結，連政府都在想辦法從越南戰場脫身解套；不過有一位鷹派將軍仍然積極運作，希望政府能投入更多的戰力，他竟然公開在媒體表示，「反正越南人把生命的價值看得很低，所以即使戰事擴大，多死幾個人也無妨……」這話讓美國民眾十分反感，厭戰的情緒更為高張。
不過部分亞洲人的確會給人這種輕忽生命價值的印象。比如遇到搶劫，歹徒問錢要命，亞洲人真的會考慮一下。十年前吧？台中有一家ＫＴＶ發生大火，燒死了十幾個人，後來查出這家ＫＴＶ是無照營業，消防檢查等公安項目都不符合規定；當時的台中市長講話了，他說民眾去消費場所消費時，應該先看看這些場所有沒有營業執照；但是他沒說，有營業執照的場所也不一定安全。同時據我所知，部分無照營業的投顧公司，證期會都會主動去抓，為什麼事關生命安全的場所卻需要消費者自己注意安全；顯然還是錢比生命重要的基本心態在作祟。
我最早對台灣人的印象是非常客氣友善，很容易交朋友，也很願意邀請朋友到家裡作客。剛到台灣沒幾天，有一次看到街上有人擺地攤賣Ｔ恤，我在旁邊湊熱鬧，來了一個年輕人問我需不需要翻譯；後來聊開了，我還坐著他的摩托車去兜風，又去喝咖啡，他還邀請我到他家裡吃晚飯，不過我謝謝他的好意。這就是台灣給我的第一印象，我怎能不喜歡她呢？
當時我住的是日本式的房子，外頭有一條巷子，有一回我在巷子散步，有一戶人家走出來一個歐巴桑，看到我向我點個頭，讓人覺得非常溫馨；接著她看到家門口丟了一個飲料瓶子，於是就轉頭回到院子裡拿了一支掃把，將瓶子掃到隔壁家去，然後就關門進屋去了。這是台灣人的另一面。
我在英國工作的那一段時間，發現很難跟英國人作朋友，同事那麼久了，他也不會請你到家裡作客或一起出遊。不像台灣人，朋友的朋友的朋友，連名字都不知道，也統統請回家裡吃飯。
不過，英國開車是靠左邊的，如果你要右轉，對面來車會閃燈，表示我看到你了，讓你先右轉；在台灣，如果你要左轉，對面來車也會閃燈，表示看到我了沒，不要走，讓我先過去。這麼看來，英國人對不認識的人比較客氣，而台灣人只對認識的人客氣，美國人則在兩者之間。所以在台灣看到救護車裡有人等待急救，反正我又不認識，也不干我的事，所以讓不讓得看我的心情而定。
我初到台灣時，一邊學中文一邊教英文，學生們對我也很好。之後到日本，也是邊學日文邊教英文，但是日本學生對我就比較疏遠；他們曾經連續三個禮拜下之後都去喝咖啡，卻沒有一次找我去；我只能自我安慰說，反正在榻榻米上了一個鐘頭的課，我得花一些時間把打結的雙腳解開，活動活動筋骨，所以沒時間陪他們去。
我曾經這麼認為，日本和英國都是島國，而島國文化會比較排外；可是台灣也算島國，台灣人卻不會這樣，所以這項理論有修正的必要。
大家都知道，美國的律師多，訴訟案件也多，任何搞不定的事都法院見；幾年前曾經有個案例非常荒謬，一位老太太買了麥當勞的熱咖啡，不小心被燙傷，結果一狀告到法院，居然還打贏官司，得到幾百萬美元的賠償。熱咖啡本來就是熱的，自己不小心燙到還要怪店家，所以這場官司連美國人都覺得不可思議。不過這個案子的收穫是，現在麥當勞的食品都會標示「熟食小心燙傷」的字眼。
我還聽到一個笑話，不知道是真是假；一個小偷進到一戶家裡行竊，出來後不慎在樓梯間滑倒摔傷，居然還向法院控告這戶人家沒有注意到公共空間的安全。看起來好像很可笑，但是美國就是這樣，對安全的概念很清楚，任何意外事故發生，一定要有人負起責任，該負責的人不願承擔責任，就由法院裁判；如果沒有該負責，最後就由保險公司出面收拾殘局。可是保險公司也不是凱子，一旦類似的案例一多，保險業者就會組成遊說團體，要求修改法令規章，讓法律強制規定誰該負責，而權責單位以後就不能再推託，必須徹底改善不良的制度和規定。
台灣人行道的樓梯好像不是給人走的，因為每一級的高度距離都不太一樣，很容易跌倒受傷；而摔過的人通常都自認倒楣，下次小心一點就好了。在美國遇到這種情況，一定會找人負責賠償，也可以告市政府沒有提供良好的行路設施。我想，如果台灣人養成隨時「告政府」的習慣，除了律師的業務會增加外，有了幾百萬雙眼睛的監督，政府的各項施政會更好，法律也會修得更周延。當人民普遍存有隨時捍衛自己的權益時，負面來說是好興訟，正面來看則會使監督更完整，如此就比較沒有人敢搞鬼。最近聽到九二一的捐款遭到盜用、濫用，就是大家不重視法律而產生的必然現象。
前不久，一位朋友的先生因為心臟病突發而緊急送醫，朋友告訴急診室的醫師說，她先生的心臟有問題，醫師回答，到這裡的每個人都有問題，等檢查報告出來再說；結果報告還沒出來，人已經死了。在美國醫院裡，心臟有問題的病人優先急救，因為它可能造成的傷害最嚴重。同時美國人告醫師的例子也很多，造成醫師的保險費大漲；在調整修改後，才慢慢釐清醫師的標準作業程序和應有的權責。美國的法律很重視過去的案例，經過不斷的累積修正，過去比較模糊的範圍，現在都有很清楚的規定。
剛才提過，以前美國比較在乎自己的人權，不太重視外國的人權；因為過去美政府支持的一些國家，都是獨裁政府；可是等到這些國家的人民受不了了，反抗推翻舊政府，他們也把美國當成敵人，認為美國是獨裁者的幫凶、同路人。所以過去美國不是支持人權，而是為了自己的利益。
美國吃到苦頭後改變作法，開始重視人權，像是持續關注中國的人權問題；這項外交政策從雷根時代開始就很明確，可是因為美國的前科讓中國有藉口抗議，認為美國仍舊是為了自己的利益才關心中國的人權。有一位外國教授就說得很好，中國如此不重視人權，台灣人怎麼可能願意統一；中國漠視人權就是其外交政策的絆腳石，也妨礙了與台灣統一的進度。
的絆腳石，也妨礙了與台灣統一的進度。
台灣十多年來的民主化過程，使得全球主要國家更加重視台灣。不過當外國開始重視台灣的同時，台灣人要更尊重自己，尊重自己的親人，尊重自己的同胞，尊重別人的「生命」；或許你可以從讓救護車先行開始作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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