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嚴冬的柏林午後，飄著細雪，好一番工夫，才找到了位於市區南郊森林中一座別墅︱︱柏林自由大學比較文學系研究所。我到這裡來，是想拿一份大江健三郎的客座授課資料，所裡的德國中年女祕書很有耐心地拿出檔案中的許多資料，要我選出需要的材料。我想找出幾份他最近講稿，作為訪問他的準備資料，一位多年的日本好友，目前是共同通訊社駐柏林的德／日語翻譯，願意義務擔任我的採訪翻譯。
一個多小時的訪談就這麼隨著他的任情高言而逝，他要趕赴另一位德國教授的下一個約會。非常日本地，他堅持送我到地下鐵車站，陪我走過森林。說起他智障的兒子，他有點擔憂他最近的健康狀況。我問起他兒子最近的作曲，許多的特殊教育家都訝異他的作曲才華，像莫札特、巴哈那樣優美、高貴及和諧的音樂，談到此，他露出了欣慰的微笑。
「 也許，他活在一個美麗的世界，我們沒到過的！」 我說道：「 那一定是很美的，我相信有一天能去拜訪！」 他提高了聲調說：「 再會了！年輕的台灣朋友，記住！日本的新民族主義非常的危險！」
以下就是《今周刊》與大江健三郎對話的重要內容。
世界性文學的視野
今：大江先生，能向你當面求教，感到非常的興奮。讀到大多數你的作品是藉由德文翻譯本，尤其你自去年十一月開始在柏林的一系列公開演講及訪談紀錄都令人讚佩，在德國論壇，你的成就及聲勢與你的好友均特葛拉斯(一九九九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大約不相上下了。
你在演講中常念愛爾蘭詩人葉慈的詩：
「 for men improve with their years;
and yet，and yet
is this my dream，or the truth?
O would that we had met
When I had my burning youth! 」
由你的文學作品、思想，導引了我進入到歐洲及亞洲的文學心靈，讓人感受到你的、葉慈及葛拉斯的 burning youth，這就是你所強調的世界文學的共通語言表達，你的理想嗎？
答：我能在柏林與一位來自台灣的年輕朋友相遇，親切地、毫無距離地談問題，我們可以用英語及漢字交流，而你從德文中看到我的作品，這是多麼地有趣，每種文字都藏著共同的夢想！
四十多年前，我開始積極地寫作，希望我的作品能成為一種世界性的心靈語言，可以結識朋友、來自世界各地的，一見面、坐下就能成為朋友。亞洲的鄰居給我的回應，對我而言，是最大的鼓舞！
問：除了葉慈的詩之外，你也提到、童年曾想像著自己是馬克吐溫筆下的 Tom，四處去探險、主持正義，很難想像，一個日本小男孩會有這樣的想像……
答：我在四國的鄉村經歷了大戰灰暗、貧困的末期，宣布戰敗開始的那一天，第一次聽到天皇的講話聲，我很高興地知道，他不再是神了，我不再為日本人民集體死亡的宿命( fate )而恐懼、不必再為「 神」 的迷信而莫名地犧牲。學校裡、老師開始介紹「 民主」 ，我興奮不已，甚至忘了日本是戰敗國。好像我們這個四國的小山谷有了一條通往東京的大路，我們將走入開放的世界，真的如同美國、歐洲，Tom 就是我進入新世界冒險的同伴。
問：現在你的同伴又多了位「 主持正義」 的均特葛拉斯？最近讀到，在你與均特葛拉斯合作的「 書簡往返」 集(他以漢字寫下的)｜｜《一如昨日五十年前》中提及，回顧一九六七年寫《沉默的吶喊》時的創作內在經歷，你當時在寫作中也與葛拉斯《錫鼓》中那個少年奧斯卡的吶喊、尖叫一樣的精神狀態及強大的內在反抗力量。
你們兩位都在《一如昨日五十年前》中，共同引用了葉慈詩中的 burning youth這個用字，代表在二次大戰中的受難的、熱情的年少。這是否是六○年代學生反抗運動的共通語言？在那時的德國及日本社會，政治狀況有滿大的區別，不是嗎？
答：你是很細心的讀者。我們的作品，無論一開始是日文的、德文的、英文的是中文的，最後都能發展出相通的內在感覺。以文學創作跨越文字、地理及意識形態的局限，是我們兩個人共同努力的方向。
當時歐洲年輕人常用的字是 angry youth。六○年代的德國學生運動，基本上已經非常清楚他們要反抗的東西，想建立的新生活文化。但是日本還處於對大戰歷史認知的含混，核彈無辜犧牲的陰影盤繞不去；韓戰的爆發使日本民眾覺得戰亂仍在眼前，而政府及企業界卻為韓戰及繼起的越戰為日本經濟帶來的快速復甦感到高興。 但在同時，一九六八年美國的詹森總統派來的特使 Rowstow 要求日本支付三億日圓以護衛美元，美國已陷入越戰，日本卻開始為美國負擔無止境的戰爭耗費，不自知中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繼續付出代價，但日本人仍只埋頭拚命地賺錢。這樣充滿矛盾( paradox )及短視的戰後日本，一直延續到現在。
問：到了六○年代，你開始憤怒、悲傷、絕望地吶喊、《錫鼓》奧斯卡少年的尖叫。難道戰後二○年的日本，比戰爭中的童年還令你更覺得恐懼？
答：不是恐懼，而是憤怒與失望、frustrated，不止是在六○年代，而是直到現在。戰後的第一、二年，我到東京求學，我是我們家族中幾百年來第一個離開四國山谷森林到東京讀大學的。我當時讀法國文學，決定要成為作家。
不過我的文學創作的開始，也是我真正苦痛掙扎的開始。大戰的日本罪行才開始被揭露，那些日本軍隊在亞洲各國的暴行、大屠殺，例如在南京；我也得知在戰爭期間的強迫軍妓、美名為「 慰安婦」 的情節，這種卑劣的日軍習俗早在一九一○年併吞朝鮮之時就開始了。
日本民族主義的優越，是建立在貶低歧視( discriminate )亞洲其他人民上，而所謂的明治維新，日本的「 現代化」 ，其實是有系統地破壞亞洲。一九六八年明治維新滿一百年，那一年我是非常悲痛的。而令人絕望的是，那些坐在東京議會中的，仍然有一大批是戰罪的主謀。
他們繼續以其他方式 commit crime，使廣島、長崎的核彈傷亡「 神聖化」 ， 同時以此掩蓋日本歷史中其他亞洲國家的苦難，為天皇繼續變造神話、污辱無辜死去的人民，他們沾污了民主，也使日本與亞洲鄰國的道歉和解成為泡影！
台灣可以談獨立 但絕不是與中國敵視對立
問：在上周，日本新聞界公開了三島由紀夫家人藏了二十多年的遺書，他在死前仍堅持廢除日本非戰憲法，很難令人相信一位才華洋溢的作家就此而死。日本的國會也在最近公開討論修憲的議題，這是戰後以來的第一次，修憲好像是日本四十多年來的不死話題。你認為，贊成修改第二章第九條非戰條文的國會議員，將會占大多數的席位嗎?
答：三島由紀夫的悲劇是典型日本天皇極右派的謬誤，他們認為日本在麥克阿瑟主持下的戰後憲法是「 賠償性」 的，也有另外的反對派，對日本憲法仍然未能徹底去除天皇制而失望。基本上，這兩派都主張修憲，但在短期內絕不可能修改非戰條文，七○％以上的日本人都支持和平憲法、放棄戰爭，所以極右派不惜以論刺激中國、北韓為手段，使亞洲的關係緊張、日本人民懼怕，以乘機修改日本的非戰憲法。
問：目前台灣也有許多人對日本再度恢復武裝表示贊成，認為日本若是在亞洲有足以與中國對抗的武力，有益於亞洲的安定、也有助於台灣的獨立。
答：我非常能了解某些台灣人民的這種想法，台灣是可以談獨立，但絕不是建立在與中國的敵視對立上，更不可期望日本再度成為霸權以制衡，這是完全錯誤而危險的，捷克、波蘭、南斯拉夫、越南、北韓等都是在霸權制衡中被犧牲的小國，更何況台灣已經在中日戰爭中受到過傷害！
我以日本的角度來談，作為一個日本人，應該首先盡一切的可能對中國、韓國、台灣謀求過去戰爭罪行的道歉和解( Reconcilement )， 那麼台灣與中國、南北韓之間也就能有真正和解的基礎。如果日本再度提高戰備，試圖以武力介入洲事務，必定使中國與台灣之間的衝突激烈化，南北韓間的對立難以收拾。這些事件的關鍵，是日本長久以來的罪行( crime in the all time )。
二二八事件的日本社會史觀
問：根據歷史經驗，台灣人認為中國共產黨戰後的罪行不比日本來得輕，或者兩者對我們危險程度是一樣的。而且蔣介石的軍隊在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接收台灣後，也發生了大規模的屠殺。無論是一九四五來自於中國大陸的右派軍權或共黨政權，對台灣都是恐怖的。
答：談這個問題，你必須詳細地研究許多歷史事件。基本上在解決日本軍國主義對亞洲的破壞及影響之後，才能看清戰後共產黨在亞洲暴行的真相。在二次大戰剛結束時，日本的殖民地區、台灣及韓國都展開許多新的政治運動，由傑出年輕的菁英試圖推動。在同一期間，這些區域也都發生了大規模的暴亂與屠殺，這些年輕人也大多數被殺害。這些事件都是來自日本戰爭罪行的「 陰影」 ，這是我的歷史觀點。
問：你對台灣的二二八事件也做過特別的研究嗎？這個歷史的「 陰影」 現在還一直盤繞在台灣！
答：是的，我與幾位日本歷史學者共同研究過這個課題，也發表過論文。不只是二二八事件，兩年前在漢城的一項討論會上，我們對二次大戰後日本統治區韓國、台灣、中國占領區，所有發生過的大規模暴亂與屠殺，做過一系列的研究報告。
這些悲劇，都是日本歷史罪行持續的影響。一九四五年表面上台灣、韓國地區脫離了日本的殖民控制，但是日本對整個占領區的社會結構的破壞卻影響深遠。如果我們研究南北韓之間的問題，就會發現在不同政治運動戰後開始對立、加上外來的武裝介入，演變成一連串韓國內部的武力衝突及屠殺，仇恨至今難解。作為日本人不該否認，諸如台灣、韓國的種種內部屠殺事件完全與我們無關，我們該表示道歉。
問：難道日本政府也對蔣介石軍隊在台灣的罪行有影響？
答：簡單地說，蔣介石由於中日戰爭成為中國最重要的領導人，他戰勝了日本也獲得了極高的權力，雖然很短暫，但是他的軍隊因此才能到台灣。而日本能占據台灣，也同樣地以戰爭為手段。你要知道，歷史的影響是連續的。
問：連續的影響是來自中國方面、還是日本方面？
答：基本上， 侵略罪行的恆久本質( constance )是來自於日本，在過去整整的一百多年都一直持續地影響鄰國主要的政治罪行，中國與韓國軍隊屠殺人民都是這個連續發展下的事件，是在日本歷史罪行的陰影之下發生的，這是歷史性的條件；而就經濟方面來看，日本在太平洋戰爭大量物資消耗，使所有的日本殖民地都陷入極度貧困的狀態，例如在大戰末期也發生過日本軍隊集體槍殺不願合作捐糧的日本農村。這些失序、恐怖的屠殺，都在戰爭末期的日本占領區種下惡因。
這個專題研究，我將在下個月於柏林藝術學術中心的演講中，詳細說明日本帝國主義對亞洲戰後秩序的影響，希望你來聽。作為日本人，必須時時刻刻反省這過去的占領地區悲劇， 就算是戰後才發生的， 我們日本都有責任， 這是我的standpoint! 總之，我反對日本人把這些事件拿來批評台灣、韓國或者是北京的政府。我唯一一次公開批評北京的政府，是由於天安門事件。
問：但是你不認為北京非常敵視日本，甚至可能有以武力報復的可能性？
答：不！這是日本極右派過度的狂妄言論，他們想藉著否定二次大戰的史實，如南京大屠殺的罪行，使北京的政府忿怒。但是他們忘了，日本不認錯，怎麼能反過來誇大地說中國敵視我們。所以我一再地提醒我自己以及我的朋友，我們不該以不友善的言詞對待中、台及韓國的政治人物。
李登輝與日本新民族主義的朋友們
問：在不久前，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拜訪了台灣的李登輝總統，引起台北各界的爭議，在李總統發行的新書《台灣的主張》中也以大篇幅主張日本可以更強勢、日本應恢復在亞洲的地位等等。對日本極右派的主張成為「 台灣的主張」 ，你有何看法？
答：李總統、李 to ki 先生， 在日本，我們都很熟悉他的生平，他非常優異，在亞洲的政治領導人物中，有中、日及美國的背景，他的視野很廣，應該不止是如此吧！他顯然交錯了日本朋友。
基本上，我絕不會去批評中國及台灣的領導人，我也不能。如有必要，我若看到李 to ki 先生新作品的日文譯本，我會設法把我的意見告訴他。 石原慎太郎在太可惡了，我對此事非常地憤怒。他認為《日本人該說不》是一本反美的書，對象是美國，但是他不敢去華盛頓。而他又極力地否認二次大戰戰史，激怒中國，然後他到處強調中國仇視日本，使無知日本人民懼怕，支持他的黨派。他唯能達成的，就是破壞台灣及中國大陸間的關係，使衝突加深。還有更可惡的，就是他的朋友、日本的暢銷漫畫家小林養子( yoshinori )， 他不僅大量推出仇視中國的煽動漫畫，還想推動修改歷史教科書。
問：不過，李總統比較尊重的日本朋友、名作家司馬遼太郎，他應該不屬於「 不好」 的日本朋友吧？
答：司馬遼太郎是日本新民族主義( new-Nationalism )的代表人物， 他也是石原慎太郎心目中的英雄，他的書在日本很受到年輕人的歡迎。司馬過去的作品不錯，但是我反對他晚期作品《戰爭論》的觀點，我在幾年前讀到了司馬遼太郎與李總統的談話(台灣人的悲哀)， 我公開批評過，司馬與李 to ki 先生談台灣的問題，實際上是在推銷他的亞洲歷史霸權觀，他在《戰爭論》中批評中國為「 危險的」 霸權觀點在台灣發表，使人以為這也是台灣的觀點、令北京、東京及台北間橫生誤會，這是他的過錯。而且基本上，日本人是毫無資格談反對中國的言論，尤其是以日本少數新民族派的利益為出發點。
問：司馬遼太郎似乎對蒙古、中國史深入研究過，眼光相當的寬闊？
答：但是他最終是要使日本成為眼光比較遼闊的新霸權，使日本年輕人相信，如果日本掌握了亞洲大陸的文化，還是有希望全面地主導亞洲。但是日本就可以真的這樣輕易地拋掉過去的戰爭罪行，而成為超越中國、美國的強大大陸國家嗎？最終日本還是要成為亞洲的軍事霸權嗎？亞洲沒有戰勝者與戰敗者，其實，基本上亞洲各國都是失敗的，你看近百年的歷史就知道！
問：台灣最近幾年的獨立運動有轉激烈化的傾向，甚至有少數人想成立所謂的「 義勇軍」 ，誓死捐軀與中國對抗，這個「 義勇軍」 的稱號似乎也是來自日本的極右派。
答：真的有這樣的事？我覺得非常地 shock! 非常地遺憾！台灣及中國都該珍惜目前的成就，李 to ki 先生應該盡量地使台灣的人民冷靜，使兩方溝通。 如果兩岸發生戰爭，全亞洲又必陷於仇恨與破壞、死亡，最後一切勢將歸於「 無」 及野蠻。
問：聽說你在今年有新的國際文學合作創作計畫，是你在與均特葛拉斯合作之後更進一步的發展？
答：我今年將首先與中國大陸作家鄭義開始「 書簡往返」 ，與幾位台灣的作家合作還在接洽中。我已先寫信向鄭義提出這項計畫，他也同意。他最近已經移民美國，現任教於美國普林斯頓。我讀到了鄭義的《神樹》，此書描寫文化大革命時的悲劇，我個人對他的作品非常讚賞，但在中國大陸仍然不能公開出版。我的朋友去年完成了《神樹》日文版的翻譯及校對。
由今年二月開始，在朝日新聞社發表我們的交換書信、我們共同的感想，同時朝日新聞駐台代表還安排將來我與台灣的作家合作，可能是一位五十多歲的女性作家，很抱歉我忘了她姓名的漢字寫法，另外也可能安排一位台灣的男性作家，此外，中國大陸的作家莫言也可能會加入。
均特葛拉斯也在捷克、波蘭進行這樣的共同文學創作的計畫，《一如昨日五十年前》的日形態，葛拉斯很了不起，他還能唱歌、作曲、作畫、與捷克、波蘭的音樂家及劇場合作呢！
問：在你們兩位諾貝爾文學家的合作下，使日、中、德、東歐各語言的文學創作活動有了直接的互動？
答：是的，我們希望使亞洲與歐洲之間有共同文學發展的空間及交流的管道。我們可以從不同的區域、歷史命運及生活經驗中發現共通的語言及情感。
亞洲共同的歷史精神和平共存共榮
問：你強調過，歷史教育對下一代的重要，這不僅是對過去，也影響了未來觀(future version )，你對近年來修改日本教科書爭議的看法如何呢？
答：如果真要修改，中日歷史的所有事件紀錄，都應該由日本、台灣及中國三方面共同決定刪改或增加，這是亞洲和平的第一步。現在台灣、日本如果單方面的輕易更改都會產生內部的衝突，也會成為未來的國際爭端。
我們日本人要教下一代對內調整對日本的天皇制度、靖國神社等等的崇拜態度，至少要教他們選擇是否該順從傳統，然後由自我批評開始，來思考制度的改革、來讀其他鄰國的歷史。
當他們知道過去在日本制度下被驅使的人群是多麼可悲無助，也就更能體會到被這個恐怖軍國主義迫害的中國、韓國及台灣人民更多的苦難。日本孩子需要的是來自正義的自尊，反省的勇氣，而不是像過去日本人的怯懦與傲慢。
德國的前任總統 Weinzeck(德國國會主席)在與我見面時，談到德國與法國、捷克、波蘭、匈牙利正在進行一連串歷史資料的共同研究，而後將逐步完成共同的歷史觀及歷史教材，可能在十年內就能完成主要的部分。我非常為歐洲的這個成就感到興奮。中國、日本、台灣及韓國的子子孫孫可以有一個共同的歷史教材、共同溝通的文學語言嗎？這會只是我的夢嗎？你說，我們該花上二十年呢，還是三十年，還是我 old man mad！
問：最後一個問題，如果有機會為日本、台灣、中國編寫共同的歷史教材，你想，第一個大標題該是什麼？
答：第一章：和平、共存及共榮，第二章：共同的苦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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