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想上學！數理資優班生墜樓亡　「老師我很矛盾，忌妒差他一兩名」　她曝青少年有兩次憂鬱高峰

青少年十大死因 自殺排名第二

根據衛生福利部2020年統計，青少年族群自殺死亡率連續20年攀升，2019年更有高達257位輕生，較2017年197人增加33.2％；自殺通報則由4905人增加至7901人、增加62.9％。

又，臺灣自殺防治中心2020年9月6日公布的2019年自殺相關統計資料顯示，2019年共有3,864人自殺死亡、3萬5,324人通報企圖自殺， 15至24歲的青少年自殺身亡人數已經持續6年呈現升高趨勢，而自殺通報個案也以15至24歲的22.6%占比最多。自殺目前在青少年十大死因中占第二位，僅次於意外。

中研院曾追蹤台灣青少年成長歷程，發現青少年憂鬱程度在15歲、18歲各有一次高峰，相較國外研究，台灣青少年情緒明顯被升學考試牽著走。

青少年處「認同階段」：升學壓力與同儕競爭調適難

從事心理諮商逾30年的欣明心理治療所所長謝玲玉指出，青少年主要壓力源來自「學業」與「人際關係」，國高中的青少年處於「認同」的階段，相較成人倚賴人際關係反應自我價值。

「老師，我很矛盾，有點嫉妒差他（最好的朋友）一兩名。」謝玲玉觀察，現在學生要拼繁星、推甄等，以往「並肩作戰考大學的同儕支持與革命情感」產生微妙的質變，升學與在校成績、排名緊密相關，在校名次總有先後，讓好朋友間的友誼產生了矛盾，孩子在最需要支持的時候，卻因為升學制度讓友誼變質。

被父母期待束縛 更憂是「有條件的愛」

建中考進台大商學院的阿哲，說自己父親是醫生，從自己有記憶開始就被「提醒」要繼承父親的衣缽，從小父母就花了不少錢供他補習、對自己的期待非常高，自己沒有考上醫學系「覺得對爸媽很愧疚。」他對記者說，「放榜的那天，其實真的不想回家，最怕父母失望的眼神」。

「擔心父母是有條件的愛，無法達到期望。」謝玲玉觀察，少部分父母認為孩子書念不好就會完蛋，讓孩子產生「父母重視我、是重視課業」的感覺，認為父母是有條件的愛；一但父母驚覺異常、回應孩子需求並讓步，青少年可能因為太過低潮無法感受，即使讓步反而認為父母瞧不起自己。

謝玲玉說，家庭的陪伴對青少年是重要的情感支持，不少父母帶著孩子前來諮商，通常對解決問題的方法會有彈性；然而，少數孩子自傷、自殘，由輔導老師介入，孩子初期的哭鬧與傷心難過，常常被誤解為是「心靈脆弱」，而長期忽略了孩子的求救訊號。

「網絡」世代更容易憂鬱不安

謝玲玉也發現，每個世代的議題其實相差很大。她舉例，近10-20年下課後就到安親班補習的學生慢慢長大，這群「安親班世代」放學後甚少有時間獨處，所有的時間都被學習填滿，適應良好的學生，「從小就被塞習慣，會不斷地幫自己找事做」，壓力超載身心當然容易有狀況。

此外，在手機與社群發達的網路時代，許多青少年回家後透過網路與世界聯繫，然而長期不斷地與人互動，大多數人會傾向符合社會期待，反而會壓抑自身需求，更容易憂鬱不安。

社會變遷太快 心靈適應需要時間

「社會變遷太大，青少年很茫然；年輕人其實沒有比以前不努力，但唸好書就可以的年代已經過去」。謝玲玉說，社會目前開放多元，有時讓孩子沒有規則可以遵守，反而無所適從。

奇美醫學中心精神醫學部部長林健禾就曾直指，自殺年輕化是一個重要的社會警訊，現在社會變遷快，又強調個人主義，社會教導青年自主、卻沒有教導解決事情的方式，當青少年成長過程中問題過載，身心就容易出狀況、最後變成社會事件。

最後，謝玲玉也觀察到，去年開始因為新冠肺炎疫情變化，許多青年原本在國外唸書，因疫情大幅調整人生規劃，工作與學業驟變，也讓人無所適從、心理狀況閃黃燈。

「不知道要怪自己，還是要怪環境。」以甫從新加坡名校商學院畢業的Nick為例，擁有名校光環、豐富實習資歷的他，原本計畫要在當地找工作，卻不敵疫情帶來的人事凍結效應，數十封履歷皆石沈大海；回國後，也因為景氣不佳、理想企業縮編，找工作四處碰壁、或offer被取消。

 

Nick受訪時回憶找工作時的情境，「當時自己找工作的標準不斷降低，常常懷疑自己沒有競爭力、甚至快得憂鬱症，一心只想拿到offer就好；若不是後來找到金控公司理想職位，就會徹底喪失自信心。」

這些警訊要小心：生活、進食、情緒驟變

青少年面臨問題多，但目前的資源與社會支持相對很少。（詳見：國民健康防治預算，不如一碗泡麵！「我好累，但真的睡不著」，國人年吞11.25億顆安眠藥的背後…）

對此，謝玲玉提醒大家，周邊的人生活舉止出現大變化，就可能是出現身心狀況的警訊。如健談的人變得不愛說話、暴飲暴食或厭食、話多但內容尖銳、煩躁感驟升，或是一段時間以來課業表現驟變等，多關心身邊的朋友以及孩子，能避免憾事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