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勞發署公務員之死，捲起職場霸凌Me too浪潮，推動政府進行相關修法。
但職場霸凌的界線該怎麼畫？訂出明確的法律定義後，又該如何健全處理機制？
「在我任職的近兩年內，司長一直『鼓勵』同仁在健康操時間深蹲……。」衛福部長照司一名前公務員，日前寫信公開控訴，司長祝健芳挾帶權勢威逼，長期要求下屬在上班時當眾深蹲、伏地挺身，讓員工備受羞辱、身心煎熬。
但衛福部在二○二四年十二月初公布此案調查結果，卻是霸凌案「不成立」，讓這名當事人痛訴：「究竟時間要到多長，傷害要到多深，才算構成霸凌？」
自十一月初勞動部勞發署北分署公務員輕生後，公部門掀起職場霸凌Me too浪潮，各部會霸凌控訴遍地開花。近一個月來，衛福部接獲八件職場霸凌申訴案，僅三案成立；交通部十八件申訴案，目前僅兩案成立，十案確定不成立；經濟部受理的十一案，則有五案調查中，六案已確定不成立。
這些多半是過去難以浮上檯面的案件，就像這名前衛福部公務員所言，「若不是相關霸凌案件爆發，在公部門體系壓抑的氛圍之下，我可能一輩子都被噤聲。」
但即使受害者鼓起勇氣申訴，在職場霸凌長期缺乏法律明確定義下，也不容易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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